《天香》-写回去及写上来.doc

《天香》:写回去及写上来附录三 王安忆批评 靠着史实材料与知识考古写回晚明的大时代，这是王安忆于《天香》中施展的抱负，她不是举重若轻，相反是正面克服的，是要把历史“啃”进去再“演绎”出来。而演绎的过程中，王安忆把写作导向了日常生活，导向了生计，导向了对上海这座世俗之城的历史层构与历史逻辑的思索，这是她的写作序列里一以贯之的主题。正是凭借这块浮木，小说在潜写回去之后，又写了上来，写回当下，写出今人自己的问题来。因而，王安忆的后来者身份，不是颠覆而恰恰是确立了《天香》存在的价值。遗憾的是，《天香》的写回去与写上来在所占篇幅、所花力气和最后呈现的力度上是有着明显的裂隙与错位的，她在古代素材与当代意识之间的衔接与调控没能发挥出二者本来的张力，一如她在小说向下的深入和向上的超越之间始终没能找到好的界点和结点。王安忆创作的长处与短处由此都可以得到辨识。也因此，《天香》在写回去与写上来的大开大阖之后，显示出了它气力不济的地方。 壹 王安忆在与张新颖的《谈话录》中有过一处对汪曾祺小说的精妙到位的分析，她归纳汪的小说写两类东西最好，一是享受，一是劳动。有意思的是，王安忆的最新长篇《天香》似乎也可以用“享受”和“劳动”来概而言之。不过无论是享受之滋味，还是劳动之境遇，《天香》都不类汪氏短篇那样于小处咂摸，而是大开大阖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这百余年历史，以一个上海士绅申氏家族几代人“声色犬马”而由兴入衰的际遇，引出其女眷所习的“天香园绣”（以历史上的上海顾绣为原型）由闺阁之物精进到天下名品，转至鬻而营生、流传民间的又一则沪上“传奇”。 和汪曾祺极擅的举重若轻相比，王安忆是用狠劲的。这狠劲突出表现在整部《天香》花大工夫吃进去的史典、笔记、谱录、专志上，小说时涉天文、五行、食货、诗画、器物、官制、民俗等等，门类不可不谓繁多，内容不可不谓庞杂。对于虚构性创作来说，这种知识考古无疑是“硬”的部分，作者却直着写了进去，真真以苏松上海一带为底座，用朝廷权争、海上倭扰、土木之兴、婚丧嫁娶、园林墨绣以及张居正、海瑞、董其昌、徐光启等的名流事传，硬是重新堆起了它的晚明时代。甚至连小说的语言也是白话融文言，宁简毋繁，以求切近“本朝本地”之口吻。“老老实实地写那个时代社会”――这是王安忆的“笨劲”，也是她的胆识，她似乎决意要将“学者型作家”实践到底。 然而，靠着史实材料与知识考古写回了晚明的《天香》，依然清晰的是一部“后来者说”。小说越往后读越觉熟悉，第一、第二卷在写园子里奢华寻乐的生活，追摹《红楼梦》里宝玉一样“精致的淘气”、“雅趣里的俗情”时，王安忆对这种通古不拘礼、入世不落俗、率性至而荒唐的生活的把握不时有露怯之处，她对于“古”与“雅”的正面进入显出了作为后来者的生硬。对照之下，小说的第三卷却写得紧凑且从容，因为它回到了小户人家常态的世俗生活里，写的正是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上一直强调的“生计”问题：天香园绣从下而上增益到登峰造极处，又转而从上流家族进入底层民间、从闺阁落入市场、从礼下到野，这是一个需要被情节、逻辑、情感说服和推进的过程，是要坐实了往生活肌理处写的东西。 说到底，申家谈不上什么诗礼簪缨、钟鸣鼎食之家，它只是一个在渊源、家谱、根基上都遑论深厚的士绅之族，有的只是“余裕”二字。然而，上海的世俗性所落脚的就在这“余裕”，据此它才可以通古与今、雅与俗、贵与贱、上流与民间，向上成为古、雅、贵、上流的借道，向下吸收今、俗、贱、民间的“蛮横得很”的气数。《天香》虽如《红楼梦》一样经楼起楼塌的大变局，但繁华不再的时候，天香园绣却流转民间，“莲开遍地”，一个天工开物的大时代和一个应时而生的大上海，由此呼之欲出。这是更大的繁华的可能，是在挥霍、湮没之后被确认和肯定下来的东西，也是王安忆一直在追寻的有关上海城市的“正直的思索”：“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 天香园再一次成为这样的流淌之地，它所肯定的那种气数、生机、力道究竟能生长出怎样一种精神性甚至理想性的价值来，天工开物的时代给今日之上海铺就了何种底色，又完成了何种层构，这一沸反盈天的世俗社会怎样在生的意义上获得它的逻辑性和庄严感，等等。和《红楼梦》“精致的淘气”相比，王安忆于《天香》中更得心应手的其实是这些“正直的思索”。正是它们决定了《天香》不是晚明上海实录，不是化名天香园绣的顾绣考，也不是明清世情小说的重续，王安忆在形式上把自己推到颇有挑战的晚明、世情、家族、绣史等关键词的同时，手中紧紧抓住的正是她始自《富萍》的书写上海这座世俗之城的历史层构与逻辑的浮木，这是她的当代意识，也是整部《天香》的题眼所在。 在靠着史实材料写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