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现代化及日本自民党嬗变.docVIP

国家现代化及日本自民党嬗变自民党长期执政与两次下台，是战后日本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与必然选择。自民党的嬗变历程表明，随着国家现代化的不断进展，执政党也面临着政党现代化的课题，唯有与时俱进，才能维系执政党地位。 在日本，从1955年至2009年，自民党执掌政权长达50余年，在野时间仅为短暂的10个月。自民党长期执政与两次下台，是战后日本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与必然选择。在此过程中，自民党既承担了领导国家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使命，又遭受了被国家现代化新进展所抛弃的历史宿命。 经济增长与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以战败为出发点，战后日本国家现代化的首要核心目标就是“在经济上赶超欧美国家”。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来看，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权力干预在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政局稳定与政权主导，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年代的内在需求与必然选择。 在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之际，1955年11月，保守政治势力联合组建了自民党。在两极冷战国际格局时期，对于日本垄断资本而言，支持自民党执掌政权是其唯一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为了保障经济高速增长所需的政治环境，更是为了保障国家体制的资本主义属性。自民党既是垄断资本的政治代言人，更是垄断资本的“独生子”，不可替代，没有选择的余地。自民党政权的施政方针，源于1950年代初吉田茂内阁制定的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经济立国发展战略。但是，1950年代中后期的自民党政权，为摆脱美军占领时代的消极遗存而采取了“政治中心主义”路线。1960年的“安保斗争”与岸信介内阁下台，迫使自民党政权对“政治中心主义”路线进行了反思与调整。1960年代，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两任内阁的执政实践，意味着“经济中心主义”路线在自民党政权内部重新得到确认和发展，这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超过10%。 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促使广大国民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心理增强，更加认同自民党政权对资本主义道路、日美同盟及经济增长路线的政策选择，构成了自民党政权长期执政的正统性来源。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也意味着自民党政权承担的国家现代化阶段性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自民党政权开始面临社会多元、政治转型等诸多新课题，必须顺应国家现代化新阶段的内在需求与必然选择。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转折，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年代彻底终结，国家现代化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后，尽管推动经济增长仍是自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政策课题，但其迫切性与重要性显然大幅降低了，不再是国家现代化的首要核心目标。 社会多元与自民党的支持基础 战后，日本社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多元化，并在深层次上对自民党的支持基础产生复杂影响。 早在1955年建党之初，自民党与在野党社会党的支持基础已是界限分明：自民党在农民阶层、初等学历者与町村地区中占据比较优势，而社会党则是在大企业白领阶层、高等学历者与中等城市地区中占据比较优势。在经济高速增长终结、社会结构变化趋缓的1975年，自民党在社会各阶层中均已占据比较优势，成为获得大多数社会阶层支持的“总括性”政党。其原因在于，以高速增长的经济力量为后盾，自民党政权尽力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改良要求，实施了有效的利益诱导。然而，透过自民党曾一度在社会各阶层中均获得较高支持率的表象，其支持基础的内部结构还是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以及农村地区城市化，以农民阶层为代表的自民党的传统支持阶层遭到严重削弱，农民阶层对自民党的支持“贡献度”逐步下降。 自1970年代中期以后，如何维系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诱导体系，成为自民党政权面临的重大课题。自民党政权通过扩大公共事业投资、补助金行政等手段来实施利益诱导，力图巩固其社会支持基础。但是，自民党政权可资利用的行政财政资源因经济高速增长终结而受限，加之社会各阶层之间存有利益矛盾，其实施有效利益诱导的难度不断加大，乃至利益诱导“畸形”蜕变为“金权政治”。随着自民党政权实施利益诱导的局限与弊病日渐突显，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游离于自民党支配体系之外。特别是进入1990年以后，在经济长期萧条的背景下，广大国民的政治意识发生变化，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加重，对自民党亦渐渐放弃支持。相反，以市民为主的无党派阶层急剧增加，他们投票取向具有浮动性。究竟是只顾维护传统支持者还是吸纳无党派阶层，在左右摇摆的政策选择中，自民党的支持基础确实在缩小。 多元化市民社会的来临，不仅削弱了自民党的传统支持基础，也使得内阁业绩成为影响自民党支持基础的主要参数。在传统支持基础势弱、无党派阶层增多的情况下，如果内阁的执政业绩持续不良，必将彻底动摇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 政治转型与自民党的体制改革 在实现经济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后，从197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再次面临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在国家现代化的新阶段，自民党政权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