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基础力作.docVIP

奠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基础力作从1985年马良春提出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导，至今已二十六年。这二十多年里，一方面学术界对于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达成基本一致认识；另一方面践行者寥寥无几，以至于直到今天，这门学科尚处于筹建阶段。由此可见践行者的重要意义。厦门大学中文系谢泳教授是积极践行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以下简称《研究法》），是他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课程的讲稿。此前，谢泳曾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3月版），《研究法》在这两部书基础上修改而成。与之前面两部书相比，《研究法》的系统性、理论性得到加强，尤其结构更加严谨、合理。书中的篇章，多数直接来自课堂，是授课讲义；有的来自课堂上的触发或在此基础上的引申，是教学相长的见证；有的则来自课外翻阅旧书时的意外发现。因而虽然主要满足于教学需要，却不拘泥于此，涉猎范围广泛，许多篇章和论题都是富有前沿性和创造性的论述。特别是，不仅分别讲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范围、类型、成型的与不成型的现代文学史料及掌故之学，并针对搜集史料所应具有的意识和应掌握的方法做了细致的梳理，还总结出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先行规则和基本方向。而这些，显然都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所必须的。笔者认为，这不单是一本“主要讲如何搜集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文学教材，也是奠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基础的力作。 （一）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首先是从史料工作开始起步的，老一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一贯重视基本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例如，30年代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五四”文学革命至1927年期间的新文学，做了“整理、保存、评价”，无疑是这个时期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史料的重大成果，尤其第十卷还是专门的《史料·索引》卷。此后，阿英、唐弢、王瑶等做出了大量现代文学史料整理考据实绩。然而，虽有深厚的史料工作积累，却并未体现出自觉的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意识。直到1985年，才有马良春明确提出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导[1]，论证了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接着朱金顺对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方法和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他的《新文学资料引论》[2]充分借鉴传统朴学的方法，极具“方法论意义”[3]，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第一本系统论著。1986年樊骏发表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4]，从宏观上再次提出史料建设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文献史料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2003年12月于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于河南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于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都有学者发出了“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吁。多年来，用行动响应呼吁的学者仅见潘树广、陈子善、谢泳、解志熙等少数人。2008年，谢泳发表论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5]，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概念、内容等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做支撑。但直到此时，尚无一部从理论上相对全面、系统论述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著作出现。在这种背景下，谢泳集多年研究成果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顺应了建立文学史料学的需要，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奠定了学科基础。 诚如樊骏先生所言，“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因而有必要将之上升到“学”的高度，也就是从学科化、系统化、理论化的层次去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命名。学术界对于到底用“现代文学文献学”还是“现代文学史料学”，存在争议。谢泳说：“我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熟了，是不是可以有一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也很难说，但我相信，这门学科以后会建立起来。”[6] 谢泳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才采用“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命名。这当然是不错的思路。不过，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主要考虑的，恐怕还是“文献”与“史料”乃至“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这两组概念的区别。“文献”用作一个词指称文字类的典籍资料古已有之，如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早取“文献”二字作为类书书名[7]，明代敕编的《永乐大典》，始名曾作《文献大成》，其中“文献”所称限定在图书文字资料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