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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贪贿现象犯罪经济学研究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5-0154-01 摘要：贪贿犯罪被称为“最大的社会污染”，我们可以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来探讨贪贿犯罪问题。但是，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轨迹上看，越是在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国家，贪贿犯罪越严重，这说明贪贿犯罪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于是，以经济学分析框架关注贪贿犯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原因在于，贪贿行为人在进行腐败行为决策时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与经济学对人的理性假设是相契合的。 关键词：经济学；贪贿犯罪；成本—效益 犯罪经济学作为犯罪学的一个分支，随着20世纪60年代古典犯罪学理论学派的复苏而出现的，是当代古典主义的一个分析框架。当代的古典主义犯罪学学说强调相对的自由意志并肯定刑罚的威慑作用，对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中，以犯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犯罪现象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对作为理性计算之典型的贪贿犯罪，更是有强大的解释力。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利?贝克尔，在1968年发表了题为《犯罪与刑罚：经济学的探讨》的著名论文，认为人们之所以变为犯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对犯罪行为的选择就像经济活动中的选择一样，是他们从成本——收益（costs---benefits）的分析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首开经济学分析贪贿犯罪的先河，所提出的“成本——收益”模型认为一个政府官员之所选择贪污受贿，源于他的一个理性判断：实施贪贿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贪贿的预期成本。 贪贿行为的预期收益除了贪贿所得的货币性利益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心理需求（如刺激感、满足感等）和特殊的消费需求（如色情、赌博等）；而贪贿的预期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如进入权力系统时所付出的教育成本、成长成本、公共关系成本等）、预期收入（工资、福利津贴、奖金、住房、养老金、医保等）、惩罚成本（处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间接成本（作案前中后的心理压力、以及给亲朋的负面伤害）、后续成本（污点效应等）。各种成本的分量，是因人而异的，而官员保持廉洁的收益就是贪贿犯罪的成本。 依照贝克尔的观点，潜在贪贿分子的理性选择行为依赖于：（1）贪贿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2）对贪贿的监督和制衡以及预期被惩罚的强度；（3）预期被抓获的风险。恩格斯说过：“如果利润能够达到300%的话，就有人敢于不择手段。”从真实发生的案例来看，贪贿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远远超出了贪贿者可能付出的成本，如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涉案一亿多人民币、广东中山市长李启红涉案金额20亿，贪贿的收入远远超过这些腐败官员个人正常合法的收入。 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前提下面对超额的利润，只有强化监督制衡，增大惩罚强度、提高逮捕率，才能抑制贪贿。根据贝克尔的“成本——收益”模型，在收益巨额且恒定的情况下，通过这两种方式加大成本来抑制犯罪，每一种方法在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的方面也是有所区别的，下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一、监督和制衡，加重惩罚 监督和制衡，是当今世界政权组织运行的两种模式，我国采用的是监督的模式，而西方采用的是“三权制衡”的模式。监督与贪贿犯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反向关系：即监督越严格、贪贿就越少。但是对监督者本身的监督就是个问题，而且对如此众多的掌握公权力的人进行监督，是需要相当大的成本的。另外，贪贿行为还存在一个边际成本的问题，所以，当以惩罚强度为后盾的监督达到一定效果之后，它对贪贿的影响就会迟滞。 腐败的最高成本就是刑法所规定的最严厉的处罚（包括没收全部财产、剥夺人身自由、生命）。现在，我国刑罚体系里面，对贪贿犯罪有死刑的条款，这已经接近腐败成本的极限！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法律太严厉或者刚性太强，反而可能对一部分腐败程度高者不再具有约束力，因为达到刑罚极限之后，已不可能再通过加大惩罚的强度来抑制腐败了！而以刑罚为最强后盾的监督体系的脆弱性就显而易见，这也是自2000年对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省部级）判处死刑后，又连续对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等省部级腐败高官执行死刑，腐败现象仍是屡禁不止。 至于法律对贪贿应该处以什么强度的处罚，由社会经济水平、价值观念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所决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惩罚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在法律处罚强度一定的情况下，处罚率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提高处罚率 增大惩罚强度对贪贿犯罪的影响都是有限的，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提高逮捕率的基础上：如果逮捕率上不去，监督和制衡就如同虚设，再重的惩罚也不见得有威慑力。所以，增加腐败成本的关键是提高查处概率，查处率与贪贿犯罪量是稳定的反向关系：即查处率越高，贪贿犯罪越少。 查处率又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