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犹存-晚年雷震点滴.docVIP

所幸犹存:晚年雷震点滴1970年9月3日， 狱方正式通知雷震翌日上午8时出狱。 10年冤狱，行将结束，雷震内心感慨良多， 自撰对联贴在牢门前： 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 横批：所幸犹存。 1970年9月3日，狱方正式通知雷震翌日上午8时出狱。10年冤狱。行将结束，雷震内心感慨良多，自撰对联贴在牢门前：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消磨。横批：所幸犹存。 第二天清晨8时许，天刚蒙蒙亮，狱方迫不及待地通知雷震立即收拾东西，改在6时准时出狱，并称已有家人来接。为何提前两个小时出狱，雷震开始也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情治部门事先获悉台北某些媒体及外国驻台媒体准备在雷震出狱时在军人监狱大门外采访拍照。阻止这一难堪的情形出现，“行政院”新闻局特意在雷震出狱的前几天，安排这些媒体记者前往南部参观，搞调虎离山计，而精明的美联社记者和《纽约时报》特派记者沙荡知道当局故意捣鬼，托辞未去南部参观，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上午8时，《纽约时报》特派记者沙荡与李敖、魏廷朝、谢聪敏等人兴冲冲赶往新店安坑军人临狱，却扑上个空。他们立即折回台北追至雷震家中。四周如临大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不允许他们进门。沙荡、李敖等人扬言，今天若见不到雷先生就不会离开这里。见此状况，雷震的夫人宋英只好给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打电话，请他们放人进门。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在电话中说：“要雷先生站在墙内和沙荡他们说，今日累了，过一天再见吧!”雷震说“这太无礼”，亲自打开大门，对沙荡、李敖等人说：“今天太累了，过一天我另约各位先生谈话吧。”说完，与他们握手，表示歉意。5天之后(9月8日)，雷震遵守自己的诺言，在松江路寓所接受了沙荡的专访，谢聪敏任翻译。 “霸者一日，仁者千年” 这一年，雷震已73岁，虽已出狱，却形同“软禁”。埤腹路住宅大门斜对面的楼上，以及出门右边路旁的房子里，常有十多人对他实行24小时监控，大门边的电线杆上装有两只特别明亮的路灯，可以看清每一位来访者的面目。所有来访者，均被拍照记录在案，离开时还要跟踪；与人谈话时，也会被偷偷录音。有人提醒雷震说，在家中谈话时，不妨将收音机打开，音量调大，以防监听。雷震不愿这样做，说：“我们所谈的话。都是正大光明之事，毋虞国民党特务听见，他们可以鬼鬼祟祟，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我是正人君子，有话则公开说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廉!”雷震视当局对他的全天候监视为一个莫大的笑话，称“如完全写出来，可能成为厚厚的一本书”。 国民党特务的骚扰，直接影响了雷震的日常生活，甚至波及家中亲入。他的女儿雷德全(与宋英所出)自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美国读大学，22年未回过台湾。1972年10月，适逢宋英七秩整寿，决定回台湾替母做寿。飞抵台北松山机场，雷震与宋英亲自接机，还有其他亲友，“有那么多人在机场接我，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很不自在，尤其是因为父亲也来接机，那一群国民党做打手的特务像猎犬一样跟踪到机场。在回家的路上，父亲要我注意看后面，果然有3辆小车跟踪而来，据父亲说，他往日出门坐计程车，总有两部小轿车跟踪，今日父亲去机场，不知从何处多调来了一辆，我们抵家后，特务就来间用人，今天老先生到机场去干什么?” 在台逗留期间，雷德全最厌恶的就是那些无所不在的“比夏天里的红头苍蝇还要讨厌”的特务。自1973年到1981年，雷德全每年都要进出台湾三到五次，在海关所受到的刁难与屈辱，令她终生难忘。更为可笑的是，雷德全居然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常在海关一耽搁就是两三个小时。“每次出入境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地方”，以至于雷德全每次进入台湾，一定要事先去美国领事馆备个案，以防不测。 台湾特务如此横行，雷震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写道：“台湾特务还是如此对我，使这里的人感到不安，这样只会给国家增加不名誉。”他更想起在坐牢之前，有一次在大街上遇到桂系首领白崇禧，白氏一把拉住他，对他说：“我随政府来台后，……什么事情也不去过问。虽然也给我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头衔，可是特务一直对我监视着，来我家的生人，常常出门后受到盘问，而家中的电话则有人窃听并录音。”白崇禧再三嘱咐雷震一定要特别小心，不可大意。白崇禧当时住的房子距《自由中国》社职员宿舍很近，他再三关照雷震千万不要去他家，以免节外生枝。可雷震并非怯懦之人，用夫人宋英的话说“做寰还是寰”，“面对访客，他一如往昔侃侃而谈，并不因为牢狱折磨而气仛，令听者为之起警他对异议人士亦颇为关心，如对陈鼓应、王晓波、张俊宏等后辈多有关怀，而他追寻民主自由的勇气，也获得后辈的敬重。” 1972年10月25日，雷震收到一封台湾嘉义县警察局人事室主任樊迪光的来信，表达了他个人对雷震的“一份无比虔诚的敬爱”。樊在信中说：“对于您的遭遇，在过去我是恨董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