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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探究探析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关注教育质量的重要性 1、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形成的背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专业人才十分缺乏，高等教育很不发达，当年的高校毕业生仅有2.1万人，中国大陆只有205所高等学校，116000名在校大学生。1952年，教育部决定所有高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当年共录取新生6.6万人。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逐年扩大招生，从而实现了高速发展。2004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机构223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731所。而到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1%，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000多万人。这意味着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教育部曾指出，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29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3.3%。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已经实现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历史跨越。如今教改纲要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 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规模第一的高等教育发展成绩固然不可轻看，但是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教育不公平，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应试教育体制尚未根本改变，这些问题还比较突出。 2、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关注教育质量的重要性 扩招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由于扩招速度较快，部分高校不同程度存在质量下降问题；但同时，用精英教育阶段的标准来衡量大众化阶段的教育质量，本身也有问题。大学生的绝对数量是上去了，但是由于师资队伍建设与生源质量没有同步跟进，大学培养质量难以保证。高校学术腐败、论文造假的事更是屡见不鲜。不仅中专变大专，大专升格本科，三本升二本，二本升一本的高校”大跃进”潮流方兴未艾。研究生培养质量也难以保证。尚处粗糙水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规模化，并不值得炫耀。 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认识，也向来就有学术性和职业性两种倾向，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而确立不同的质量观。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习惯地用学术性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与要求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质量。反之，我们也不能以职业性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与要求学术性教育。 二、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1、国外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二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迅速，至60年代末，在学大学生数超过18～21岁青年人口的一半。同期，西欧国家高等教育规模也在成倍增长。规模的扩张引发了高等教育观念、职能、管理、入学与选拔等方面的一系列质变。特罗教授以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问题，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论文。他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有：中等教育的普及，青年要求上大学的迫切需要；教育民主化的压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等等。而这些影响因素又通过高校学术人员，包括校长、教授们对高等教育发展所持的价值取向与态度的折射，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采取的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2、我国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近代潘懋元先生认为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 三、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 随着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渐增强和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进一步转变，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日渐规范和完善。但是，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缺乏自主发展的学术基础，再加上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行政化管理，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更多地成为政府管理高校的行政化工具。基于工具论教育目的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注重对高等学校的外在行为规范，而淡化了高校主动发展的理性价值，评价方案的单一性和高等学校的多样性、评价指标的实证化与教育教学的人文性、评价标准等学校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突出。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