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风韵-永不飘逝年华.docVIP

旗袍风韵:永不飘逝年华时装，主题词缀是“时”。这个“时”就是“时尚”。 上海南京东路有一家“时装公司”，早先是先施公司，著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虽名中有“时”，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20世纪60至80年代――是没有一丝一毫“时”的影子的，依旧卖它固定不变的、坚守传统的中山装、军便服、两用衫、夹克衫、衬衫（标准型）之类，就像北京“全聚德”一成不变地卖挂炉烤鸭，“王致和”忠心耿耿地做它的臭豆腐，就如电影《英雄儿女》里的孤胆英雄王成始终坚守那块阵地。上海人往这家“时装公司”店铺堂里一扫瞄，都是蓝幽幽、灰蒙蒙、白潦潦的一片，一卖就是二三十年。而时装必须与时尚搭界，很难想像有哪一种时装可以独领风骚这么悠远的年代的。这一段时间无疑、无奈（甚至无法想像）是时装的空白。时装本是人类自由精神的象征，也是人类永不满足的心态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从那些最能袒露女性迷人身段的露背晚礼服，到号召女性剪短你的裙子，再到如此满街满城的新奇着装，时装的冒险精神和冒险能力总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让关心和不关心时装的人，感觉到那来自灵魂深处的激动，特别是来自与日月俱变的不确定性，而这恰恰构成了它的确定性。电视剧《长恨歌》为男女主角准备了76套服装，借以演绎近半个世纪的上海的沧桑变化。如果我们把智商放低一点，76除以2，那么男女主角（包括“王琦瑶”）一人就是38套。半个世纪里，平均每15个月换一套“时代服装”。乖乖，这种替换速度只有时装才配有资格，中山装是绝不会只有一年多的生存期的。几乎所有的时装都有曹操感叹的“人生如梦，譬如朝露”一般的命运！ 只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旗袍。 自从民国三、四年间开始，旗袍悄然无声地登上了上海时装（亦即中国时装）的舞台后，就一直没有真正下过台。在此之前，上海女性仍然钟情元宝高领的短衣长裤。我们后人从照片里看到的，是前辈的在“高得与鼻尖平行的”、“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张爱玲《更衣记》）的硬领里包裹的、似乎永远是一张标准美女的俊俏脸蛋，同时还能看到穿着男式西装、戴着鸭舌帽的敢为风气先者。至于穿着普普通通的大襟宽袖的中式衣裤者则比比皆是了。旗袍的出现使上海女性的穿着一下子划了一个漂亮的弧线――按现在时尚的语言叫做很“妖”的转弯。比如，翻开从1926年创刊的上海《良友》画报，哪一期封面女郎不穿着一领旗袍？创刊号封面上那题为“胡蝶恋花图”上的后来红极一时的影后胡蝶的衣领，分明就是旗袍特有的“零部件”。那些形形色色的明星画报、电影画报、戏剧画报里的大大小小的明星，尽管形态各异、表情不同、造型“拗”得光怪陆离，但多是以穿旗袍为主。在那无论是金梅生、郑曼陀，还是杭?英、倪耕野画的老月份牌上，一个个搔首弄姿、大摆姿势的女主角的装扮也多是色彩艳丽的丝绸旗袍，雪白粉嫩的臂膀丰腴地裸露着。照片里的宋氏三姐妹，哪一个不是身穿旗袍，笑容可掬？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支援黎巴嫩人民反抗美英帝国主义，上海与中国许多地方一样，有游行示威、街头活报剧，在那些活报剧里，除了美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那时简称为“艾克”、英帝国主义头子麦克米伦――简称为“麦克”，出场的反派人物最频繁的就是蒋介石夫妇了，我所居住的里弄里也要演出，里弄干部就向我母亲索借旗袍，因为那是宋美龄的“指定服装”。打开《宋美龄画传》等读图类书籍，除了孩子时期，宋美龄几乎没有不穿旗袍的照片。现在那慧眼独具的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老画报”、“老ΧΧ”里凡是出现的女性，十有八九也都是身着旗袍。即使在革命先烈的队伍里，江姐、林道静也都是穿旗袍的，而且似乎没有看到过她们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只有在歌剧《江姐》中有一场戏，“江队长”穿着一身短衣衫，摇着大蒲扇，那是装扮农民），哪怕在临上刑场前，江姐同志还特意在整理头发的同时，把那士林蓝布旗袍捋伸得整整齐齐，还配上那红色毛衣开衫、白围巾（我们耳边又响起了《红梅赞》）。尽管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旗袍常常被压在了老百姓的箱子底里，但遇到特别重要的场合，例如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外国，那主席夫人王光美不也是一袭旗袍去了印度尼西亚见苏加诺总统？连外交部长陈毅的夫人张茜不也是陪着“旗袍”了一下？我们在电影里（后来在“文革”时的“批判电影”里）、照片里、漫画里看得分外清楚。据茶余饭后的“路透社”式的闲说，这些旗袍很激起第一夫人江青的无名火，想想也是，“旗手”倒没有穿“旗袍”亮相的机会，这种堂而皇之的风光让别人占去了，这也成了刘家倒霉的滥觞。过后的中国似乎消停了一阵，大面积的旗袍没有了。画家哈琼文曾画了一幅宣传画《毛主席万岁》，画里面有一个美貌的少妇把她的一个小女儿放在这肩上，女儿在喜气洋洋地高呼口号（从画题可以猜到是在喊“毛主席万岁”），她穿的就是旗袍。在“文革”中这幅画遭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