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亲历义务教育走过艰难历程.docVIP

柳斌亲历义务教育走过艰难历程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作的报告中讲到：“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党中央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令关注教育的各界人士欢欣鼓舞。 读到报告，年已古稀的柳斌更是心潮澎湃，他看到，义务教育被列为教育问题的重中之重，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视。 从1985年担任《义务教育法》起草小组组长，参与起草新中国首部《义务教育法》，到为推行、贯彻、落实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而在全国奔走；从上世纪90年代初感受群众对“普九”的支持，到为新《义务教育法》的修订而忙碌，作为原国家教委分管基础教育的副主任，“义务教育”是柳斌半生心血倾注的事业。 而今，看到“免费义务教育”的阳光正在从农村到城市，普照着更多孩子的笑脸，欣慰之余，往事一幕幕在这位老教育工作者心中铺开。言语中，他将对义务教育的半生苦与乐、成功与不足、思考与希冀一一铺叙，娓娓而谈。 参与制定新中国首部《义务教育法》 1985年，中国百废待举。经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各行各业刚刚拔出泥泞和沼泽。同时正当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开始转型，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其中，教育是“文革”中遭受冲击最大的一个行业，尤其面临同样的困难。见此状，1985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快发展教育”，他指出，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搞经济，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他还指出，我国人口众多，如果人口素质低，就成了沉重的包袱；人口素质高，人口就成了最大的优势。 柳斌清楚地记得，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我国“文革”结束后很快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是因为在这次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出了一项在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决策――确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为了有效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1985年，国务院撤销原教育部，成立国家教委。柳斌被从江西省副省长岗位上调到国家教委任副主任。一到教委，柳斌就马不停蹄地到基层调研，跑遍了3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包括宁夏、新疆、青海等省的偏远地区学校。然而，看到的一切却让柳斌感到深深的担忧：1977年，全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6.5％，到了1982年却下降到93.2％，其中农村由90.8％降到62.6％。如此状况下，国家下决心普及义务教育。 大政方针既定，柳斌受命走马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担任《义务教育法》起草小组组长，组织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并非新名词，当时，世界上接近200个国家已经实行义务教育，有可借鉴的书面资料和法律条文；我国也有将近40年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可供借鉴”，柳斌坦言，对义务教育的阐述和立法并非首创，但是，鉴于我国的国情和当时经济状况，法律制定过程中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而且都与经费有关。 “制定法律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问题。”柳斌回忆，当时，有的人认为按照国家当时的实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求太高，财政负担不起。但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因为“文革”前即已经提出了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教育部就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最后在党中央的决策下，《义务教育法》还是决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关于义务教育是否免费，则成为整个《义务教育法》起草、制定过程中最大的争议。“当时也曾考虑过实行免费教育，但是考虑到国家财政状况，最后决定只免收学费”。当时，柳斌和同事们算了一笔账，按照当时标准，每年全国中小学生杂费应该在6亿元左右，对于1985年的中国来说，6亿元不是个小数目，国家难以拿出这笔钱，全国人大讨论后，决定还是只免收学费。 最终，《义务教育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各地学校按照需要，收取少量杂费，用于日常开支，缴纳水电、置办办公用品等。在随后出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对“杂费”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收取杂费的标准和具体办法，由省级教育、物价、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免费教育”最终没有写进法律条文。 柳斌说，以前的杂费确实很低，没想到后来慢慢地越收越多。义务教育法中“免收学费”不免“杂费”的规定，成为日后乱收费的一个借口，“杂费”雪球越滚越大，甚至成为一些贫困学生的梦魇，这是柳斌和同事们完全没有料到的。 见证义务教育跨越20年的发展与变迁 伴随《义务教育法》的出台，柳斌的身份也从当初的法律草案制定者转变为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