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推理与演绎(P529-532).doc

第16章 推理和演绎（P529-532） 评估 大量的来自大脑损伤病人和对健康人大脑成像研究的证据表明人的额叶皮质，尤其是背侧的前额叶皮质对问题解决、推理和思维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Baber等，1996；Dagher 等，1999；Kroger等，2002； Newman等，2003； Probhakaran等，1997）。将来，对于阐明高认知水平的多任务加工过程中的相似性与区别性，大脑成像研究将会被证实是十分有价值的。 将来的研究需要更加细致地识别前额叶皮质活动性的认知加工过程。Waltz等人（1999）提出关系整合是极其重要的； Koechin等人（2002）强调关系综合； Koechchinet 等人（1999）强调包含临时存贮的加工过程。尽管不同理论者所强调的因素彼此之间很相似，但我们也难以确定这些可用证据的来源基础。 人类是理性的吗？ 思维和推理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开始更多地将研究集中在人类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问题上。从短期来看，对于这个问题适合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对“理性”的定义。尽管如此，首先我们得简单回顾一下本章以及前三章中所讨论的论据。 证据 首先，所获的许多证据似乎指出我们的思维和推理经常是不充分的，这表明我们是不理性的。比如： Reisberg（1997，p.469-470）在各种的启发式法和经验法的研究中得出了研究结论，结论如下： 我们已经讨论了若干错误的来源，并且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些错误的普遍存在性。这些研究已经在很多学校进行过，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很有名望的学院与大学。因此，这些被试大部分是有才学和聪明的人……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很具讽刺性的结论：人们的推理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 在同样的研究模式中，人类在演绎推理任务上的表现倾向于犯错。Wason（1983，p.95）十分肯定地表明：“选择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试倾向于犯错。与理性相比，非理性才是准则，这一问题引起了争论。人们都满足于让步，以至于陷入逻辑谬论。”我们发现，当今的大多心理学者认为人们是理性化的，尽管他们会犯一些逻辑错误。 如果我们只看到以上结果的表面价值，那么它们揭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道理。很多人显然能够很好地应对每天日常生活中的思维和挑战，然而在实验室里则似乎是非理性与非逻辑的。尽管如此，这可能是高估了日常生活与实验室之间的区别。这样理解会更好一些，日常的思维比我们相信的会少一些理性，而且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思维和推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足。事实上，举个关于日常思维例子：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认为交通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值得花大笔的钱去改善铁路系统的安全。尽管如此，这些人通常还是使用汽车出行而不是坐火车。即使驾驶汽车出行比乘火车出行大约危险30倍。 那么实验室研究怎么样呢？实验室条件下，人们在思维和推理方面明显表现出的不充分和局限性的理由有着更深刻的价值。从对判断和决策的思考开始说起。第一，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启发法是很有意义的。（例如：代表性启发法；再认启发法）。启发法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让我们能适度地做出准确、快速的判断和决策。另一个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启发法的观点是Maule和Hodgkinson（2002，p.71）提出的：“在评判那些随时间变化了的情况和对象时，不论此时有多么特殊的情况，人们往往会竭尽所能地作出精确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得到一个近似的决定，使用简单的、花费较少努力的启发法可能会更加适当。” 第二，即使在实验室研究中，在许多的研究中，人们的判断和决策是理性的、相对没有失误的。比如：在第15章里我们曾考虑过的几项研究中，当问题以频率而不是概率呈现时，被试表现有很大的精确性。这些研究认为，当问题以能被理解的形式出现而不需要大量的计算时，人是可以理性思维的。 第三，在人们的判断和决策中许多所谓的“错误”仅仅在我们所设想的真空社会里才会发生。如Telock和Mellers（2002，p.98）指出，“许多结果看似是严格的个体水平分析所带来的偏差，但这是对人际上和制度上的责任压力的合理反应。” 许多在演绎推理任务中呈现出的错误有可能并没有他们看上去那么严重。比如，Evans（1993a）辨别了三个主要的问题，得到了以下的结论：在演绎推理任务中，较差的表现意味着人们既是非理性的也是非逻辑性。首先这是一个标准化系统的问题：实验者使用的系统(例如：命题逻辑)与被试使用的有区别。当被试不熟悉此系统时，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 第二，存在解释上的问题：被试对问题的理解可能与实验者的理解不同。的确，那些回答“错误”的被试，都是基于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所进行的真实的逻辑推理。当问题里有“如果”这个单词时，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理解问题。在命题逻辑中，排除“a，非b”的表达法，“如果a ，那么b”这个命题是成立的。经管如此，“如果”这个词在自然的言语中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