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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非法集资犯罪法律规范透析摘要：非法集资犯罪的多发，暴露出在法律规制方面的缺失。要进一步加强针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必须深入梳理相关法律规制的状况，进一步用刑法等法律武器。 关键词：非法集资法律规制透析 一、非法集资犯罪法律规制的历史溯源 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种新兴的个体、集体、合资企业迸发了对资本血液的极度渴求，由于当时金融领域奉行的身份差异对待，民营企业难以从国营金融体制内获得必要的资金，只能各显神通自筹资金，这在客观上催生了各种自发的集资活动，“非法集资活动最早出现在改革开放不久的江浙，后呈散点状蔓延至全国” 。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深化，一些企业和个人出于各种目的，开始打国家金融管制的“擦边球”，或者钻国家金融政策的空子，以各种手段试图突破既有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框架，利用群众渴望早一点富裕起来的心理，擅自许诺高额利息回报，从社会上吸收群众的资金， 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我国非法集资现象开始大量涌现，1993年北京沈太福非法集资11亿元、1994年无锡邓斌非法集资32亿元，这是我国最早的两起非法集资案。” 由于各种民间集资往往是由企业或个人发起，一般先在熟人之间进行，再逐渐扩大到社会人群，整个运作过程由点及面，由少聚多，由明变暗，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和传导性，缺乏完善的管理监督机制和必要的经济保障，加之整个集资行为可以规避政府的介入，既有的公民权益救济机制难以覆盖，集资人的资金安全和经济利益很可能得不到有效保证，一旦集资链拉长，注资来源枯竭，资金链断裂，就非常容易造成集资资金失控，引发一系列犯罪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在一系列集资犯罪大案的刺激下，开始关注民间集资领域，尝试通过立法手段予以规范整顿。 在我国股市刚刚起步，全民炒股热潮初现，市场交易十分不规范的背景下，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公司法》，第210条即规定，“未经本法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及其利息，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试图借助立法来有效遏制当时因股票市场火爆带来的非法股票初现的迹象。由于当时立法的思想是“宜粗不宜细”，不仅国家颁布的法律比较少，尤其是涉及经济领域的法律更少，而且在刑事法律方面更没有形成一定的层次和体系，只要依赖改革开放后颁布的首部刑法典。局限于当时的立法水平，据此构筑的法网比较粗疏，针对单一的非法集资犯罪缺乏相应的刑法规制，并没有设立相应的专门罪名，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几起大案件中，最后对于案件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以投机倒把罪来定罪量刑的”。 二、非法集资犯罪法律规制的刑法实践 刑法规制的滞后，客观上削弱了司法机关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力度。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大潮同步，经济领域对资本的需求愈加强烈，兼有当时政府逐渐加强整顿国有银行放贷，开始打破传统的政策性、行政性贷款模式，转而重点强调贷款的安全性和收益率，在客观上也压缩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度和整顿了金融秩序的混乱，逼迫更多的企业，甚至是一些国有企业转而寻求集资等自救途径，以缓解资金流动环节的问题，此后非法集资犯罪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 为回应广大群众要求加强对集资行为立法管制、确保集资资金安全的强烈吁求，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第76条、第79条对此进行了相关规定，确立了行政取缔与刑事惩罚的双重规制的基本原则。同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特别法的形式，明确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行为纳入了刑事制裁范围，正式确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罪名。这可谓是我国非法集资犯罪入法的第一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金融领域加强规范化管理的力图，其直接效果就是很多形式的民间集资活动包括政府出面组织的集资被禁止，基本退出了金融领域。 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刑法》进行大幅修订，开启了非法集资犯罪立法趋向规范和严密的新时代。新刑法典中专门增设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及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不仅全盘接收《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纳入刑法典，还适应经济发展新情况，增加了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从此刑罚的利刃开始向非法集资犯罪挥去，彰显了国家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非法集犯罪的强烈意愿和坚定决心。 三、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规制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