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doc

本文发表于《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 第2期，后收入《守望文化江山——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二 文化安全及文化在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地位 在上述所论和所示的国家安全系统中，文化安全及更广泛的文化问题，都占据着其独特的地位。在当代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文化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在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中，文化对整个国家安全的多重影响也是一种事实存在；在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素中，以往的“文化侵略”和如今的“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都是不容忽视的内容；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都具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 对于前述的国家安全十大构成要素，我们把其分为“原生要素”和“派生要素”两类。国家安全的原生要素，也就是常说的非传统安全要素，是指那些在国家出现时就已经出现并显现出重要作用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其中既包括传统安全观已经十分关注和强调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主权安全等，也包括传统安全观没有给予特别关注而非传统安全观才给予揭示和强调的要素，如国民安全、经济安全。 非常明显，我们在这里把“传统安全要素”与“传统安全观强调的要素”作了区别。传统安全观关注和强调的要素，肯定都是传统安全要素或曰原生安全要素，但是传统安全要素或曰原生安全要素，并不一定都受到传统安全观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国民安全和经济安全虽然都是传统安全要素或曰原生安全要素，但却不是传统安全观关注和强调的要素，而是在20世纪后期非传统安全观兴起后才被关注和重视的。与此不同，“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的“派生要素”“非传统要素”，也是在非传统安全观中才受到关注和重视的要素。 文化安全虽然是派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要素，但其本身和它包括的具体内容在以往历史上没有非没有任何痕迹可循。事实上，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内容，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生活方式安全等等，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罢了。只有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相对落隐后退的今天，文化安全这一在历史上经常被军事和政治遮蔽了安全要素，才突出地显露出来，并被人们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因此，我们把文化安全看作是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非传统的安全要素、派生的安全要素。这可以说是对国家文化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系统的所处地位的最基本的描述和定位。 虽然上述当代国家安全系统图示，并没有按政治、军事、文化这样一种划分方法来划分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而是在把影响国家安全的影响分为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把社会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但是，影响国家安全的社会因素，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在无形中包括或渗透着文化因素。例如，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之一的国民素质，就不仅包括了国民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而且还包括了国民的文化素质，而国民的文化素质必然通过国民的言论行为，直接或间接、正向或反向、较强或较弱、较多或较少地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同方面、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使在传统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观占据主导地位的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即使在军事手段被视为且事实上也正是保障国家安全的第一手段的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服役当兵的国民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军队主体，不仅其身体素质会影响到部队斗力，从而影响到国家安全，而且其文化素质也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影响到国家安全。故此，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曾经指出：“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5](1011)今天，我们也可以据此指出：没有文化的国民是愚蠢的国民，而愚蠢的国民是不能保障国家安全的。相反，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普遍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者说具有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高的文化素质，那么他们就会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能在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当然，在国民的文化素质之外，文化对国家安全影响在各种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中都普遍存在着，但这里不宜展开一一论述了。 与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中没有直接列入文化因素不同，在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中，上述国家安全系统图示则直接列出了一个文化因素，即“文化渗透”。但是20世纪初,中国人反对外来文化时,并没有用“文化渗透”，而是用了“文化侵略”一词。当时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讨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时，不仅经常用到“军事侵略”“政治侵略”这样的概念，而且还提出并使用了“文化侵略”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以“非基督教运动”为标志的“反文化侵略”运动中，“文化侵略”一词开始被反对文化侵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提出和使用，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等。1923年7月，瞿秋白以笔名屈维它发表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的长文，明确提出“帝国主义的步骤：一、强辟商场，二、垄断原料，三、移植资本，四、文化侵略”。[6](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