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美容伦理介入及健康导向.doc

医学美容伦理介入及健康导向随着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应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要也越来越强烈，人类本性中就有普遍的爱美要求[1]，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满足于生活美容，利用新医学科技进行医学美容。所谓的医学美容是通过医学手段，包括药物、仪器及手术等，以达到改变人体外部形态、色泽及部分改善其生理功能，增强人体外在美感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治疗。目前，中国美容医疗事故频发所造成的直接伤害及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美容医疗市场亟待整治、管理和规范。 1医学美容的伦理介入 1.1 对医学美容不伤害伦理原则的质疑与讨论：医学美容区别于生活美容的根本点，即凡是有一定创伤的美容治疗，一定是医学美容的范畴。创伤构成医学美容的特征之一，在医学美容过程中创伤尺度的合理性构成了伦理介入的基本理据。一些人简单的将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不伤害原则拿来作为医学美容的伦理尺度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项原则与美容治疗必然有创伤相矛盾，再小的手术都会有创伤，有创伤就会有风险，显然每一个医疗美容的医师都是无法做到不伤害。医学伦理学之所以保留不伤害原则的主要原因是，一般认为我们显然有责任不去伤害任何人，然而我们仅仅对有限数量的人有助益的责任[2]，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一原则追求维护他人的健康权益的保障，只不过很多医学美容者并非临床定义的患者，很多医学美容是建立在患者并无生理疾病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外伤后美容外，其他美容医疗的过程具有独特性，表现为：健康-不健康-重建健康的过程。能否重建健康是带有或然性结果的，虽然实际医学美容的后果绝大多数可以认为达到了重建健康和视觉审美的目的，但近年来，恶性医学美容的争议案例足以令人警醒和反思。像2010年超女王贝整容致死的悲剧折射出中国整形市场的乱象。显然这样的案例已不再是创伤尺度的大小问题，而是严重侵害和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很明显不伤害伦理原则是令人质疑的，如果原则具有绝对约束力，而美容师和美容医师又普遍做不到这一点时，这项原则就失去应用的价值和意义，只有恰当的伦理介入才能解决这一难题。 1.2 医学美容的底线伦理原则应该是将伤害降至最低：了解了医学美容的健康-不健康-重建健康的过程，既然创伤不可避免，从伦理角度思考，如何将这种伤害降至最低就应该是医学美容确立的底线伦理标准。美的道德筹码应该符合美的健康维度，美的健康维度取决于生理健康的内在性规定，内在性为头发移植、鼻子整形、脂肪吸除、隆胸等等进行到什么程度设置了限制[3]。即器质性有改变，功能性无妨碍，这对美容医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为涉及美容医师工作业务开展与自身利益，很多美容医师的美容心理、美学修养、美学判断、美容健康观、美容风险的准备并不充分，并非美容者的所有要求都是美容医师的工作指向，因为许多当事者的美容要求是受世俗审美观和时尚传媒的推助而对自身的苛求形成的，仅仅为了取悦他人而追逐美，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的真比美更重要。美容医师是否顾及和了解美容者的动机和生理现状在临床工作中十分重要，对遴选适宜的美容者十分必要，这都要借助美容医师的职业技能、判断、素养和操守等来做到将美容风险的伤害降至最低，在实际工作中美容伤害的造成，正如人们之做出恶劣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强，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弱[4]。归根结底，能否合理地节制个人欲求，强化医师的良知是将伤害风险降至最低的内在保障。 2医学美学与健康伦理的辨证关系 人类生活无外乎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感受，三者在很多情形下是统一于人的内在诉求。医学美学也一样，其对审美的追求与人的健康真和伦理善的立场应当是统一的，否则就可能引致矛盾和冲突产生，从而破坏和谐的生活。 2.1健康伦理是医学美学的前提和基础：生活中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利用美容让自己看上去更有吸引力-让眼睛更大、头发更亮、更蓬松、嘴唇更红润[5]，可以说美容随时随地伴随着我们的生活，但即便是生活美容，也有极端的情形，像中国明清妇女裹脚的审美，西方十七、十八时期妇女束腰的审美均是畸形审美的表现，畸形的根源在于此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妇女的生理健康，正因为有损健康，才是极为不道德的传统。作为生活美容的延伸-医学美容则更需要建立和巩固健康这一“人本”基础，因为医学美容的不同项目如若出错对身心的伤害更大，不仅可能侵害人的健康权，甚至可能剥夺人的生命权。所以审美道德论的建立，对于人类认识自我或认识生命的价值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6]。与审美相比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才是最重要的，审美价值的存在必须以人的生命存在和健康为前提和基础。健康不应是美容医学的代价，那样只会使人得不偿失[7]，过分进行医学美容既危害自身生理健康，又远远背离了生命真正的价值取向。生活中过分依赖外貌吸引和打动他人并不可靠，人类有很多品质，诸如智慧、个性、良知虽然缺少美，却深深吸引我们。在当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