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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组织化及农户组织参及程度探究摘要 小农组织化是农村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当前中国促进农村发展和重构乡村秩序的一个必然选择。文章以10省30个行政村千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描述统计、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探讨当前中国农户的组织化和组织活动参与问题。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农户的组织参加状况还是从农户的组织参与程度来看，中国农村组织发展严重滞后，农户组织参与比例和积极性都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不同领域组织的农户参与也极不均衡；那些相对传统和落后（户主人力资本、农户家庭资源和社区与区域条件都处于劣势）的农户普遍在参与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组织活动方面的积极程度更高。文章还就未来研究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包括小农组织化的主体、功能，以及小农户的组织信任和组织参与障碍等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 小农组织化；组织参加状况；组织参与程度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09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16 小农组织化是农村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当前中国促进农村发展和重构乡村秩序的一个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曾要求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中国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而且，小农组织化趋势对于中国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市场竞争、进行利益表达，以及乡村社会团结都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小农组织化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本文以全国十省市千户农民调查数据为基础，对这一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1 问题、理论以及文献回顾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其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化和市场体系之外游离一大批小规模农户。尽管社会发展进程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传统的乡村生活，但能跟进这一浪潮的小农户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的小农在现代化的快车道旁缓慢前行，一些小农在市场机制中徘徊不前、甚至因遭遇剥夺而退化。在小规模农户研究领域，古典小农、宗法小农、理性小农、商品小农等概念代表了小农理论的不同立场，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与波普金（S. Popkin）的“形式主义”传统，恰亚诺夫（Chayanov）、博兰尼（Karl Polanyi）和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实体主义”传统则构成经典小农理论的两个重要范式。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试图假设小农既是“追求利润者”、“维持生计者”又是“被剥削的耕作者”，籍此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农户经济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1］；徐勇和邓大才也提出了“社会化小农”观点试图针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与变迁的进行阐释［2］。论点纷呈的小农学说中的一个共识是，农户组织化可以解决农村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该思路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的一个乡村发展策略［3-4］。 小农组织化是增强市场中小规模农户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5-6］。农村组织不只是指市场与经济领域的组织，还包含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领域内的组织；不仅包括正式的组织，还包括含大量的非正式组织。在具有“熟人”或“半熟人”性质的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对小农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管理能力［7］。俞可平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组织从职能上看包括权力组织、服务性组织和附属性组织等三个类别，从活动形式来看包括临时性民间组织和长期性组织［8］。王景新将中国当前需要建设的中国农村组织概括为四类：一是村民委员会、党支部这样的正式组织；二是现在正在发展中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三是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四是农村的功能性组织［9］。按此分类模式，第一类小农组织化主要为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所关注，特别是在农村村民自治推行后走向空前繁荣。这类研究认为小农组织化能增强农民与基层政府对话的能力，能调整乡村关系，使村民享有更充分的自治权利［10］。经济学和农业学科的学者较多地关注着第二类小农组织化研究，如项继权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村社会秩序建构做出了有意义的探讨［11］。这类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两社”，即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上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扩大到各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关于农村维权组织的代表成果是于建嵘的研究［12］，而有关农村功能性组织的研究大多是从民间社团或NGO的角度切入。 乐章等：小农组织化与农户组织参与程度研究中国人口#8226;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组织是有序的，组织化小农因而也是乡村秩序建构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加拿大纽布朗斯维克省（New Brunswick）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A New Rural District Governance Model ）和韩国以农村启蒙为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