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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城农民工居住问题及其解决思路摘要 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和居住问题是农民工融入城 市社会，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关键一步，也是新时期我国各个城市面临的挑战。在本文中 ，作者认为目前我国庞大的进城农民工群体逐渐出现了分化的现象，根据农民工对居住的需 求和最终归宿，我国的农民工可分为永久迁移型（或定居型）和非永久迁移型（非定居型） 两种类型。永久迁移型（或定居型）农民工希望举家迁移到城市并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 而非永久迁移型（非定居型）农民工希望改善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同时尽可能降低在打工期 间的居住成本，他们最终会回流农村地区，而不会在城市购房或定居在城市。本文在分析 两 种不同类型农民工居住需求的特征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进城农民工居住问 题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 农民工；居住问题；住房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4-0078-07 ?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在 城市 地区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实现非农化和职业转换；二是迁移劳动力中的成功 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城镇地区的“安居”，在迁入城市居住下来，并接受城市的生产、生 活方式，融入城市社会，完成市民化过程。农村人口只有顺利地完成以上两个阶段，才能真 正实现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以上两个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相互衔接 的，在非农化完成的同时也完成了市民化，但在我国，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制度壁垒在短期 内还无法彻底消除，致使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离为两个没有顺利衔接的独立阶段 。即虽然我国城市现在允许外地农民工流入城市就业，但仍然排斥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常居人 口（户籍人口）。这样，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并在城市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但 城市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歧视性的“社会排斥”政策，使我国 20世纪80年代农村流动人口始终停留在“钟摆式”、“候鸟型”的半转移状态，导致农业劳 动力的职业转换（非农化）与身份转换（市民化）过程脱节，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 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不能顺利地转化为市民，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 目前，已经有相对数量的农民工不再只是暂时居住在城市，而是倾向于举家迁移，长期居住 在城市，他们由过去城乡间往返循环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他们的最终归宿是定居城市，而 不再是返回农村。面对农民工流动的这些新特点，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应该适应新形势和 新的发展趋势，适时进行调整，从过去控制或排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导向及时转变到促 进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社会的政策导向上来，积极引导农民工在城市的安居乐业，防止城市 社会的分裂，加快城市社会的融合进程，实现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 就业和居住问题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关键一步，是市民化的基础 。安居才能乐业，居住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如子女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业余精神文 化生活问题等也无从谈起。如何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各个城市 政府面临的挑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待遇和生活质量，解 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而且也有利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社会融合，防止发展中国家城 市化过程中曾出现过的“贫民窟”和“棚户区”蔓延等“城市病”现象，使城市迈向和谐和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两种类型农民工的居住需求及问题 中国在计划体制下，实行了严格控制乡城人口流动的政策，而且国家在城市实行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单位制”［1］。在这种“单位制”下，城市居民的住房完全作为一种福利 ，由雇佣 的单位提供，居民只有经过正式的迁移途径，被单位所接受后，才能获得居住的场所。而且 ，单位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份档案，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则被打入另册。在1953年， 这种没有单位的城市人口在有的城市中还占到60％，但在“三大改造”和“大跃进”运动之 后，在单位体制以外的城市就业人口已经所剩无几了［2］。在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下 ，中国城 市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那种贫富在空间上分隔和贫困人口高度聚居、形成“贫困窟 ”或“棚户区”蔓延的现象。 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乡城之间的人口流动日趋活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多，举家迁徙入城的农民工比例也在逐步增加，农民工在 城市的安居问题已经成为各级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由于我国现行的住房保障体系 并没有将农民工纳入保障范围内，我国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居住场所还面临许多制 度性壁垒，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狭小，房屋质量差，居住环境恶劣，住房贫困发生率高 。据统计，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