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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 共和 共治 共建 　　中国连续举办了三届世界互联网乌镇峰会，也连续传递着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强音。这鲜明地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站在关注人类共同福祉的高度，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使命担当。同时也启迪我们去思考和回答，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重点、难点、痛点和关节点在哪里？构建更加公平、公正、有效的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基点、规则、机制、路径是什么？我认为，首先需要确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块基石”―共生的价值观、共同的安全观、共商的治理观、共赢的发展观。 　　共生的价值观：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逻辑起点 　　任何治理体系的建立，价值观是根本。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到今天，经历了许多划时代的革命，每一个时代都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文化。 　　如今的网络时代，网络空间资源可以再生，数据可以复用，信息可以共享。自然界中的石油越用越少，而大数据作为网络空间的“新石油”却越用越增值。这种可复制、可增值的资本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人们可以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人类正逐渐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未来，决定人类生存的基础，不能再是“你死我活”的PK模式，而是非零和博弈的分享模式。这将改变甚至颠覆人类社会原始的竞争逻辑和处世之道，激发超越实体空间的新文明的觉醒，即构建以“共生” “共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此，丛林法则应该让渡于休戚与共；画地为牢应该让渡于开放共享；唯我独尊应该让渡于共生共荣；以意识形态划线应该让渡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尽管这些提法离当下的共识还相距甚远，但它毕竟是21世纪人类能够看到的愿景，也是当下全球互联网治理必须确立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共识。 　　共同的安全观：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规约 　　基本规约是确保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经过半个世纪的打造，互联网不仅进入了全球高速发展期，也进入了安全威胁的上升期。在网络空间规则还未确立，共识尚未形成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安全威胁，成为互联网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一些传统强国往往沿用实体空间思维定式，习惯套用“动网”即“动武”的行为准则，追求一种绝对的安全。这不但解决不了网络空间面临的问题，而且会带来诸多麻烦。网络空间行为体多种多样，鱼龙混杂；数字化的东西容易伪造，溯源取证困难重重；用于实体空间的武装冲突法的很多规则难以在网络空间适用。这使得网络空间的战争与和平难以界定，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很难区分，“中立”概念的适用存在诸多问题。简单化的降低打击门槛不仅会让中立国或无辜者蒙受灾难，还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犹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负面效应。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理由是其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动用了几十万军队，直到退兵为止，也没发现一件证据，只能不了了之。但那次动武的恶果却在不断发酵，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伊斯兰国家对美国仇恨的加剧，以及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泛滥。 　　新空间的复杂特性、归因溯源问题的难以解决一再警示人们，草率诉诸武力不仅伤人，也会伤己；任性地发起攻击，在给别人造成灾难的同时，自己一定会付出代价；一味谋求一方的绝对安全只能给自己，甚至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不安全；采用武力、零和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沟通协商的和平方式。而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没有权利对他国进行武力侵犯，也不支持由单一或少数国家单方制定的动武规则。因此，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不断泛滥的网络恐怖主义等网络威胁，摒弃动辄使用武力的解决方式，将联合国作为规约制定和危机管控的主要平台，进行对话沟通是解决问题的上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诸如 “君子动口不动手，吵架总比打架强”的君子协定，是全球互联网治理规约的基础。 　　共商的治理观：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导模式 　　治理模式解决的是治理主体的问题，是治理制度落实的组织保障。在网络空间，采用何种治理模式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这里既有大国关系的角逐，又有东西方文化的对冲，还需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始终面临两个重要而又基础性的问题：一是在互联网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扁平化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多利益攸关方（多方模式）的作用。二是在网络威胁不断蔓延，跨国犯罪层出不穷，数字鸿沟不断拉大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多边模式）的主导作用。 　　从网络空间体系构成看，其由物理层、应用层、核心层组成。物理层包含的是基础设施。在这一层追求的是标准化，全球一网，互联互通。应用层包含了互联网平台在现实中的广泛运用，涉及科技、贸易、文化、社会、生活等人类活动。在这一层实现多边和多方共治，实现自由和秩序平衡。核心层包含政权、法律、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涉及执政根基，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一层重在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即每个国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