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执法活动公开的运行与展望.docVIP

　　检察执法活动公开的运行与展望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课题组* 内容摘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推动之下，检察执法活动中的信息公开和过程公开探索均较以往有了较大突破。检察执法活动公开促进了检察权力运行的民主与透明，而更为重要的正面效果是办案规范性的提高、执法效果的提升和检察功能的延伸。目前的检察执法活动公开也面临着执法理念偏差、能力素养不匹配、理论定位模糊、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需破解的难题。未来应通过重塑公开理念、丰富检察信息公开网、建立信息公开不当救济机制、正确把握公开审查条件、合理界定民众参与边界和设定公开运行程序等措施不断完善检察执法活动公开。 .jyqk.贝勒斯认为，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利不仅有助于裁判方解决争执与纠纷，还能使其容易接受与服从裁判，吸收不满情绪。因为他们会感觉在程序中已经得到公正对待，其意见也得到了同样的尊重，之所以失败，是自己努力程度不够或者技不如人。〔21〕闵行区人民检察院2013年7月办理的冯某不服不批准逮捕决定申诉案，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上海首次以听证会形式对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申诉进行公开审查。听证会上，申诉人陈述了其申诉理由和依据，检察承办人出示了案发现场监控录像及复查阶段补充的相关证据，阐明了不对被申诉人批准逮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虽然听证会最终宣布维持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但申诉人出人预料地当场表示：“听证会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我会尊重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 〔22〕事实上，部分申诉案件当事人表面上执拗于案件结果，实际上更看重案件处理中的“重视”和“受尊重”。案件公开审查正是提供了让其当面倾诉、表达意见的平台，程序参与消解了其不满，即便处理结果不如预期，但也变得可以接受。 案件公开审查更利理性协商化解各方矛盾。在专门的司法办案场所进行的检察案件公开审查，借助空间、仪式等具体情境的构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事人的心理及行为。多位主持过公开听审的检察官均反映，案件公开听审之中，当事人的情绪不易激动，胡说乱说的比较少。个中缘由，可能正是公开审查具体情境所形成的“气场”无形之中施加了正向规范与约束。案件公开审查还具有一种巧妙的转化机制，参与各方基于陈述与辩论的相互说服，取代了检察官的单方说服。“有些没办法写入检察文书或者在其中无法更多阐释的细节，可以通过参与方传递给另一方。”一位检察官这样解释为什么公开审查可以提高当事人对结果的认同度。调研的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间，有11个不起诉案件在听证审查中达成刑事和解。 （三）公开“衍生”效果:检察教育性凸显 作为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通过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最终服务于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监督法律实施，从另一个角度上而言即是要促进法的规范作用最大化。教育是法的规范作用之一，借助案件信息和执法过程公开，检察办案的教育作用较以往更加凸显。 检察重大、典型案件发布拓展了教育广度。案件发布以往只是作为检察宣传的延伸工作，具有选择性。检察执法之教育性更多地体现为规治犯罪行为，以惩戒影响其日后的行为选择。刑事案件办理对社会公众之教育性则更多地借由审判公开予以实施。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大要案信息发布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检察案件信息发布成为了指向明确的常规工作，检察案件办理之教育对象不再局限为当事人，在媒介的传播之下已扩展至普通民众。调研表明，以信息发布实现检察办案之教育功能已成为有意识的自觉实践。如上海将作案手法新型、典型，需群众提高防范意识的检察刑事案件编辑为一类信息发布。以深化检务公开为契机，案件信息发布亦突破了以往单向传播、一案一公开等传统形式，强化互动、内容多样、形式有趣成为了新时代特征。如上海某基层检察院结合阶段性工作重点，在检察官方微博上推出“廉政公益广告展”、“庭审微直播”等即时性特色“微专题”；与东方网合作开展检察官“微访谈”，多名检察官在微博上结合自身办案，围绕“打击毒品犯罪，加强禁毒宣传”主题与网友互动交流，引导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微访谈期间在线3.2万人，流量达到56.3万。〔23〕 案件公开审查中的“检察庭”拓展了教育深度。公开听证审查、公开宣告等检察办案新模式，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知情权、监督权等宪法性权利，也借由类似法庭的“检察庭”拓展了检察教育功能。公开听证、公开宣告，在特定的空间下集合了案件当事人、旁听的普通社会民众，案情查明、决定宣布之过程也是参与者接受法律精神洗礼的过程。传统的书面审查并没有受众在场，检察执法无法凸显其教育性。检察执法之教育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更多的是对法律文化与法律精神的宣扬。实践中的检察公开审查，通过特定环节的设置、过程的仪式性等，成为检察执法教育的最佳载体。上海部分基层检察院尝试将听证审查及宣告场地放在街道、社区、学校等公众场所，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