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书匠的修行人生.docVIP

古籍修书匠的修行人生 　　在杜伟生看来，古籍的保护始终在于人，在于沉心静气的保护与修复，而非单纯的技术与硬件提升 　　“我就是一个修书的” 　　尽管之前通过几次电话，在国家图书馆南区门口见面时，杜伟生还是让我略感惊讶。64岁的他，除了长期与古籍相伴带来的书卷之气，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干练与简洁，就像他在一部纪录片中所讲的：“我就是一个修书的，咱们现在讲叫古籍修复，修是指修补，复是指复原。”从1974年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以来，杜伟生已修了40多年的古籍。 　　只是，1969年当兵的杜伟生，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日后会毕生从事古籍修复这一行业。自幼在北京长大，杜伟生对古书并不陌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四、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里还有很多旧书，周末没事，他常去那儿看书。但在那个年代，革命书籍显然更吸引他，从《乌龙山剿匪记》到《欧阳海之歌》，在它们的影响下，杜伟生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建筑工程兵。 　　在部队里，杜伟生从搞土建到做被服，那几年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忍饥挨饿和大运动量劳动。有时为了赶活，两天两夜不吃饭也并不稀奇。因此，当转业挑工作时，他没有多想就选了图书馆，他说：“以前在外头干活，现在在屋里干活，强多了。” 　　杜伟生刚进馆的时候，古籍修缮组还叫图书修整组，组里最有名的老师傅莫过于“三肖”――肖顺华、肖振棠、肖振邦与“国手”张士达。“三肖”不仅修书，而且懂书，张士达则是来自琉璃厂的古籍修复师傅。老师傅们的功夫，让杜伟生极为钦佩。一些专家无法确定的版本，经常拿给老师傅们鉴定。一次，有人拿来一本古籍找肖振邦鉴定，他看了一眼就判断为元版，对方问他为何如此肯定，肖振邦很快答出了藏家的名字。 　　幸运的是，到馆不久，杜伟生就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古籍整理进修班。古文献专家王重民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杜伟生：“版本学，就是对比之学。”或许是行伍出身，这种简洁务实的风格对杜伟生非常适用，他也习惯于用身边最简单的例子，讲述古籍版本的知识：“就像咱俩以前打电话没见过面，今天第一次见面；如果咱们在一块工作，一块吃饭一块出差，最后一进来一走道就知道是你来了。” 　　修书亦修行 　　从北大学习回来后的第二年，杜伟生正式开始修复古籍。干的第一个活，是和老师们一起修复新疆出土的一个纸棺材。红柳条编成的架子，外面糊着唐代中叶驿站的一个账本，他们的任务是把这本账本修复出来。由于盖过尸体，味道特别大，这也是杜伟生唯一做过的一件出土文物。 　　杜伟生进馆之前，国图修复过的古籍最著名的莫过于《赵城金藏》。这是国内第一部宋代木刻版的佛教全书，由于在煤窑待过，大部分受潮严重。杜伟生虽未参与，但潜心研究了《赵城金藏》的修复。由于受潮严重，许多经卷与黑煤混在一起不可辨认，当年为揭开粘在一起的经卷，老师傅们采用了“蒸”的办法，将经卷放在特殊笼屉里，用热气哈几秒就拿下来，借着潮气，把最外头一层揭开，逐层再蒸再揭。 　　经过老师傅们的努力，修复确实做到了天衣无缝，但回过头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仍然留下了遗憾，杜伟生后来在《修复工作的得与失》一文中总结道：“《赵城金藏》经过蒸揭，全部托裱。经过托裱的经卷，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 这样，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了损失，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经卷用纸非常不利。当时只要在托经卷时在经卷上下粘上一个纸边，就可以使信息量少损失一些。”1987年，国家图书馆古籍修缮组从文津街老馆搬到魏公村新馆，杜伟生也成了修缮组组长。对《赵城金藏》的修复经验的总结，很快反映到1991年启动的对敦煌遗书的修复中。 　　敦煌遗书是敦煌莫高窟洞窟中发现书籍的总称。近5万卷写本中，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万件（其中约4000件为碎片），大部分精品流散海外。由于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杜伟生为此次修复制定了“最小干预”的原则，不托裱，不上墙，最大限度地保护原作的内容、原料与装帧形式。 　　某种程度上，最小干预的原则也降低了修复的复杂度，尽管如此，问题依然不可避免。“最麻烦的是一种加蜡的硬黄纸，修复完一喷水压干，马上裂开。”几经琢磨，杜伟生后来想出了“分段压平”的办法。先把经卷原来平整的地方基本压平，之后单压裂口位置。 　　从技术难度而言，敦煌遗书与其他书的修复并无不同，但面对国宝，每个修复师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每个碎片上的裂口都有照片，撕大一点就是事故”。有位工作人员，因为不够小心，让打开的经卷自己卷了回去，一下裂为两半，很快被打发走人。 　　就这样，杜伟生和他的组员以每月180米的速度修复，敦煌遗书的修复整整做了10年。 　　“这条路很窄也很长” 　　与书画修复相比，古籍修复似乎是个更为冷僻的行当。据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国内专职的古籍修复师不到100人。之后经过十几期培训班的训练，目前修复师的人数翻了一倍，也不到2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