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者大卫，没有Wi―Fi.docVIP

夜行者大卫，没有Wi―Fi 　　夜行者 　　不出所料，大卫把见面地点约在了三联韬奋书店楼上的雕刻时光咖啡馆。 　　我们每次见面都在晚上21点之后，他说，深夜是他一天中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咖啡馆人很多，但我还是一眼就找到了大卫。他总是穿一身黑色西装，配一条短得有点可爱的黑色领带，头戴礼帽。在这种场合，看起来有些隆重。 　　说是来采访，我们却没聊几句与主题相关的事，多数时间用来叙旧、讲段子。其实，我是有些不确定。刚接到这个选题时，我脑中就蹦出了大卫这个采访对象，但很快又自我否定了。 　　他看起来没有半点生活家的样子。一点也不无欲无求，经常陷入愤怒或忧郁。黑白颠倒，享受站在台上被簇拥的感觉。身边的姑娘来了去，去了来，感情债欠了一大把。 　　但在某种层面上，他又是个极为克制的人。相较于生活家式的化繁为简，我更好奇他在这两种状态中，来回穿梭的状态。 　　第一次没聊成，两天之后，我们又约了一次。 　　“陪我去吃口饭。”大卫在书店门口叫住我。 　　他带着我穿过马路，走进不远处的华侨饭店。“每年过年，我和我爸都躲在这里。”大卫逃避一切他眼中恶俗的节日，对于志趣不投的亲情也保持警惕。 　　服务员似乎都认识他。他随便点了几个菜，胡乱填饱肚子，吃剩了半只鸡，打包带走。 　　吃完饭，我们又回到雕刻时光。不算看演出，今年我见过他四次，其中三次都在雕刻时光。几个月前那次，我晚上23点多才来，大卫坐在看起来只有他、工作人员和落魄流浪汉的咖啡馆里，抱着一本厚厚的书在读。我凑上去看一眼，读的是《古格拉：一部历史》。 　　离开时已是后半夜2点，他把我带到一楼，在书架上拿起自己刚刚出版的诗集，买了一本送给我。他在书上签了名，字很丑。 　　认识大卫三年了。当时，前东家出了一期封面专题，讲的都是下半夜的中国人的故事。大卫在文章中出现，在前同事的笔下，他是一个“带着书，带着双节棍，带着脑子，戴着帽子”，游走在深夜街头的愤怒说唱歌手。 　　后来，我常常能见到大卫。杂志办了一档沙龙节目，大卫成了常驻嘉宾，在每场活动最后来一段总结陈词式的即兴说唱。 　　他总是撂狠话。有一次，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眼珠子转来转去，为什么那么恐惧，那么游离？” 　　那常常见面的一年，大卫冬天穿黑西装，戴黑礼帽，夏天换一件黑色T恤，拎一个破布口袋，口袋里永远有双节棍、书和一个屏幕摔碎了的iPad。活动结束后，要么去鼓楼，要么去书店看书，很少直接回家。 　　当时，他用个150块的诺基亚黑白屏板砖手机，三年之后，那个手机还在用，只是更旧了一点。 　　说唱歌手 　　第一次看大卫的现场演出是在DADA酒吧，他的新MV发布。因为设备原因，演出推迟了很久。他在台上换衣服，在台上扯皮，觉得要冷场了就来一段即兴说唱。那天，他唱了自己用很多个清醒的夜晚所写的四首歌，《山中孙》《开开》《独舞之殇》和《玛丽莲?梦露的腰有点粗》。 　　现场人越来越多，我和朋友想出门透气，一转身，看到崔健，一脸严肃地在看大卫表演。 　　真正走进他的场子我才知道，原来大卫在说唱圈这么有名气。 　　“也不全是天赋，也得练啊。”他第一次正式反驳我的天赋论。 　　大卫说，在开始接触说唱之前，他就是一个有点怂，不爱说话，每天穿着校服上学、放学的小矮个。“我爸总觉得我怂，从小就告诉我，别人打你，你得打回去，但我不成。” 　　在初中往返补习班的路上，大卫常常插着耳机听埃米纳姆的歌，那时他数学不好，运气差时，全蒙C，也只能蒙对4分。 　　埃米纳姆让他喜欢上Hip-Hop文化，到了高中，自己会在网上随便搜些音乐听。有一次，偶然搜到了个中文Hip-Hop网站――隐藏网。当时，国内有一个说唱组合也叫隐藏，他们有首很出名的歌，叫《在北京》。“我家住木樨地，隐藏对北京很熟。海淀全是学校和卖电脑的商店。在五道口全是外国人和盗版CD店……” 　　现在听来，那些中文说唱甚至有些口水，但对一直只能听到英语说唱的大卫来说，却好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人家能拿中文说唱，我干吗不行啊？” 　　大卫打算试试。第一件事是找伴奏。“自己找，让同学帮忙找，都是些盗版伴奏，巨糙那种，下到MP3里，物理课什么的，就戴着耳机写歌词，写的都巨傻。” 　　对于所有中国说唱歌手来说，埃米纳姆主演的电影《8英里》都是精神信仰般的存在。“结尾那段battle，一人45秒，攻击对手，太牛了。但我当时不信这个，觉得即兴说唱都是假的，不可能，哪能张口就来。” 　　虽然不相信，但看起来实在太酷炫了，大卫还是打算试试看。学校实验楼三楼有一个生物标本室，平时没什么人去，他就经常溜去哪里练习。“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挺大的事了，竟然敢逃课了。” 　　白天在学校练，晚上回家对着墙练，“从只能说一句，到两句，再到三句四句，很多句”。 　　“看见什么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