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远私塾漫谈.docVIP

平远私塾漫谈 　　私塾，一个曾经是我们先辈们“知书达礼”启蒙起点。岁月流逝，“私塾”早已淡出人们视线，仿佛那是遥远的往事。面对厚重的五千年文明，后辈坐享其成的同时，亦努力追根溯源。正如一株千年古树、一座百年古宅，倒下，还有根、有砖瓦。而客家人曾经的“私塾”，就是传承客家“耕读文化”的根须、一块旧砖。 　　围龙屋的旧日时光里，祖母点拨童稚的“读书心”，《月光光》童谣里说：“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么老婆”“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于是，父母“送子上学堂”，私塾成为人生第一个课堂。 　　仁居古城的老学究冯锡煌先生，对“客家人的私塾”颇有研究。他说，客家人是一个迁徙的汉族民系，千里南迁、披荆斩棘，一面创立新家园，一面叮嘱家族子孙不忘中原文化的“根”。地处粤东北的平远，与赣、闽相邻，为客家人聚集地，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许多客家习俗，乡村中广泛存在的“私塾”，就是 “耕读传家”中“读”的第一站。 　　冯老先生力邀我到仁居古城的“张家试馆”看看。坐落小巷深处两百年小民居，门面简约小屋依旧完好，门额上的“张家试馆”题字，笔酣墨饱、遒劲有力。那算不算“私塾”呢？冯老说，那是科举时代小县城的一处张姓学子“乡试”的住宿与温习之所，往往也请塾师辅导。客家人历来崇尚读书，视上学求知为人生头等大事，宁愿挑担、卖菜、做苦工，也要供子弟读书。特别是科举取士时代，家家都全力以赴，希望子弟能认真攻读，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平远地处偏远，族人鼓励学子知书达礼，“一举成名”。清嘉庆二十五年的《平远县志》 作了这样的概括：“平邑夙称‘小邹鲁’，诗书弦诵之声，周乎境内”。邹，孟子故乡；鲁，孔子故乡。“邹鲁”，谓为文化昌盛之地、礼义之邦。修志时，地方官员盛赞本地人文，虽为美溢之词，但平远确有清楚的文脉。唐代，有进士黄僚；明末进士韩元勋“赐一品大夫”；就是近代，平远涌现了一批辛亥革命先锋战士，有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同盟会员姚海珊、姚万喻等。这些杰出的人士，他们的“礼义廉耻”均从私塾启程。 　　清末，平远全县人口约为6万人，私塾有40所左右。私塾规模较小，一般一塾一师，学生数人至十几人不等，塾师一般由童生担任，经馆塾师则须附学生员、禀膳生（秀才）以上才能担任。根据明朝史书记载，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两场考核的学子才能被称作童生，成为童生方有资格参加院试，成绩佼佼者才能成为秀才。 　　学习的阶段“蒙馆”至“经馆”， 儿童初入蒙馆，先读《三字经》，继读《百家姓》《千家文》《四书》《五经》，塾师仅点读正文，不加讲解。三、五年后入经馆，仍读《四书》《五经》，塾师“开讲”，且学作对句，分段学作“八股文”，谓之“开笔”。经馆读过三、五年，较聪明的儿童可做几百字的“八股文”，谓之“完篇”，即可应童子试。 　　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私塾与客家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办学成为乡村或家族中的重要事项和团结众人的向心力，通过文化的传承，传统“国学”灌输给学子，而客家礼仪、礼节也不断发扬光大。 　　客家私塾中按办学规模分，有散馆、专馆、义学三类：散馆，即家庭私塾。由生员（秀才）或其他有文化的人在家庭单独设塾，或富贵人家聘请塾师到家设馆：专馆，即家族，客家人一家或几户人家、一村一族或几个村单独或联合聘请塾师设立的一种私塾：义学，又称为“书院”，是私塾中规模较大的学校。书院延请本地宿儒当塾师，免费对本族的穷苦子弟进行初级教育，属义务性质，经费主要来源于地租。 　　私塾，不能简单与幼儿园、小学或初中相对比。从教育对象上看是“孩子”，从办学资金来看是“民资”，从内容看，则类似今天的“国学”。要理解实属不易，我对于私塾的印象全是零敲碎打的间接获得，甚至有些主观猜测。 　　先生，是私塾灵魂，主宰着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不管他的学生买不买账。在外祖父的星聚楼，我看到了两幅与“私塾”有关的水墨壁画。一幅为学生跪拜先生，颇为严肃；而另一幅却让人开心不已，大腹便便的先生好像布置完学生作业后，自得其乐，学生却在交头接耳，心在书外。外公与大画家林风眠同村同辈，大师故乡的壁画才有这别出心裁的幽默。 　　冯华德先生的《姚雨平传》，颇为详细地描写了英雄年少时的“私塾”生活： 　　1889年，八岁的姚雨平就读乔庄的明新蒙馆。该馆原为善堂，塾师是本村族叔姚海珊。清朝末年，平远各乡村，聚族而居的民户凡三五十户，学龄儿童在十人以来者，必有开明士绅，倡设学馆，礼聘教师，以教育儿童。姚海珊亦自幼在乡私塾读书，屡应童子试，未能考取秀才，但其学问渊博，品行高尚，乃设馆授徒。姚雨平入学后，初读《三字经》，接读《百家姓》《千家文》，后读《四书》《五经》。起初，塾师姚海珊只点读正文，不加讲解。姚雨平一面熟读背诵，一面学习写字。十岁时，姚雨平升进原堂的经馆读书。 　　在古城仁居社南村，有一位叫潘明祯的塾师，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