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反腐之路对中国的启示-第1.doc

　　韩国反腐之路对中国的启示|第1 　 在借鉴发展中国家反腐败经验方面，韩国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两国的腐败根源、腐败现象、严重程度都相似，但反腐略策却颇不相同。对比两国的反腐之路，可以给我们以相当大的启示。两国腐败的共同历史根源 中韩两国的腐败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因为长期的宗藩关系，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韩两国的社会结构几乎完全相同。旧朝鲜效仿中国，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其政治传统，比如中央政府的权力争夺，裙带关系，官僚的贪污和受贿，崇尚道德空谈而不务实际，讲人情而不讲原则等，与中国一模一样。老百姓也和中国人一样，“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习惯于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就可以通融。官也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尹保云：《韩国现代化研究》） 旧朝鲜的腐败甚至比晚清的中国还严重。中日甲午海战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鲜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国库里没有钱，并且‘压榨’像以往一样流行。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由于这种同源性，我们在分析中韩两国腐败的历史时就不必话分两头，浪费笔墨。在中韩两国历史上的腐败，有这个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腐败是制度性的。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中韩两国历史上的腐败具有半公开性和愈演愈烈的趋势。历史上，官员“皆尚贪残，罕有廉白”。“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 同时，腐败具有整体性。官员们的腐败所得，一定程度上会在官僚集团内部进行分配，比如清朝外官进贡京官的“冰敬”、“炭敬”即属此类。做官是为了发财，这是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传统。 二、腐败被掩藏在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之下。“仁义”、“清廉”、“正大光明”这些道德口号被写成扁牌高悬于衙门大堂之上，而贪污受贿就在这个牌子后面公然进行。道德伦理被大张旗鼓地宣扬的同时也被公然嘲弄，道德软约束对腐败基本不起作用。中韩两国官员面对腐败时少有道德负担，而老百姓对“正常”的腐败也并不痛恨，遇到困难时自然而然地会使用行贿的手段。应该说，整个社会风气和民众心理对“正常范围内的腐败”是有很大的宽容度和很强的承受力的。 三是历代反腐措施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对于制度性腐败，历代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转化人。严刑峻法可以收效于一时，不能收效于永远；而道德教化所起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没有哪个王朝能从制度上思考和解决腐败问题，所以历代王朝总是被腐败击倒，无数次地重复同一个错误。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韩两国现代社会的腐败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是旧社会古老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缓。由于有着太沉重的历史积淀，腐败传统已经深入到社会精神深处，成了社会成员的集体潜意识，成为官员们“公仆”外表下的一种本能。所以，一旦社会气候适宜，腐败现象就会大规模暴发，不会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中韩两国腐败的共同现实社会根源 中韩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由于相同的文化背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共同点。 一、政府把经济增长做为首要目标，对经济实行强大的干预政策。 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中韩两国政府不约而同把强力推进经济高速发展进而带动社会发展做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毅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之路都是政府主导型的。两国都是通过集权官僚体制自上而下地推行经济改革，政府权力深刻地干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行政权力垄断一切资源的配置、交换、分配，权力在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再分配中起决定作用。因此通过政治权力谋取个人好处也就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巨大诱惑。 和中国一样，韩国政府控制着贸易、银行、外国贷款、农业补贴、大量的国有企业。经济发展初期，企业弱小，政府强大。政府审批和决定的事项过多，管理范围太广，审批标准和过程缺乏透明度，缺乏必要的监督。政府官员所作的贷款、特惠、补贴等决定是根据原则还是根据交情，界限很难区分。 二、两国的银行系统具有相同的缺陷。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韩两国没有发展出相互竞争的私人银行系统。政府控制着整个银行系统，决定利率和信贷投放方向。韩国的几家主要商业银行如韩国商业银行、汉城银行、韩国第一银行等，占据了韩国商业银行资产的80%，而政府在这些银行中都占在主要的股份，这就使政府对韩国的金融信贷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一点与中国极其相似。由于扭曲的利率和信贷机制，贷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