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早期城市化.docVIP

江南的早期城市化 　　城市古已有之，中国亦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冈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史，把中国城市发展划分为三个大阶段。从城市兴起到宋朝是第一阶段，从宋朝到十九世纪中叶是第二阶段，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转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第三阶段，沿海各大商埠相继开辟，近代化工业逐渐兴起，再加上政治不安定，迫使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涌现出一批新型城市。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从人口密度、劳动分工、技术运用、商业化和地区内部贸易、地区间贸易、行政等方面，探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城市化，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化。 　　可见，当代官方与民间既兴奋又诟病的城市化问题早已有之，并非现今时代所特有，当然也并非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就是当时城市化的浓缩写真。这一切，与宋朝的商业革命密切相关。 　　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说：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种对历史解读的方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言之有据。 　　唐朝的都城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闭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由围墙封闭的居民区―“坊”，商业活动在封闭的“坊”内进行，这就是著名的“东市”“西市”。宋朝的东京，把这种封闭结构打破了。这是划时代的变革，它的社会意义、经济意义是无可估量的。它适应了商业革命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市”中解放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也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政府宣布取消关于夜市的禁令，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开封城内十字大街有所谓“鬼市”―通宵达旦的商业街；马行街至新封丘门大街，夜市营业到三更，五更时分新的一天的营业重新开张；至于“耍弄去处”（娱乐场所），营业“通宵不绝”。南宋的都城杭州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西方学者把它看作中国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标志。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杭州，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都城，与以往都城的方正结构截然不同：皇宫位于城市的南端，不再有坐北朝南的架势，具有浓厚的商业市井色彩。从皇宫北面的和宁门向北通往城市中心的是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南北向御街，与东西向的荐桥街、三桥街相交，与后市街平行；东面又有贯穿全城的市河、盐桥运河，由此形成了以御街为中心的繁华的商业街区。正如《梦粱录》所说：“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御街中段的街市最为热闹，有名的闹市如清河坊、官巷口、众安桥等，店铺密布，人群熙攘。《都城纪胜》说：“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这样的盛景，不独令古人神往，也令今人叹为观止。 　　黄敬斌先生的新作《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用非常丰富而细致的史料、珍贵而罕见的地图和图片，为我们描绘了明清两代江南的城市化图景。我把它称为江南的早期城市化，是与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相对应的。 　　二○○○年，李伯重教授出版了《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他的结论是：一八五○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十九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他写道：“早期工业化在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成为这一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与此相当的是明清工业的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在海内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特别是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国外关于‘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屡被涉及，并在一些具体部门（特别是纺织业）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许多‘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学者也因而认为中国已出现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工场手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致伊懋可（Mark Elvin）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这些都使人相信在明清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为了避免误解，李伯重特别对“早期工业化”作了解释：“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