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欧美传媒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docVIP

深入研究欧美传媒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 　　一般地说，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集团为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明确规定一定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借用经济学术语，可以说政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在此意义上，传媒政策就是规范传媒业运行和发展的制度安排，对于传媒业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如果把传媒作为理论聚焦的中心，不难发现传媒总是处在三种基本社会力量即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公众的“拉力赛”之中。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社会制度，决定着“拉力赛”的主导力量，从而决定传媒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最终决定传媒的生存方式。从社会制度看，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社会力量对传媒的主导作用，从而形成不同的传媒体制。目前，世界各国的传媒体制各不相同，大体上不外乎商业经济型、政治宣传型、公共传播型几种类型。从历史进程看，在社会变革时代，政治力量主导一切，传媒往往成为政治组织的宣传工具，成为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和平建设时代，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传媒则成为经济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信息产业。当然，不管是作宣传工具，还是作为信息产业，传媒都必须是社会公众的信息提供者和舆论代言人，成为“社会公器”，否则其生存就将失去社会基础，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和效力。因此，传媒同时具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但时代需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往往使传媒的某种属性充分彰显，并使其他属性处于相对抑制状态。而传媒体制的差别、传媒属性的彰显，正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实施了不同的传媒政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事实上，传媒政策总是因应社会制度与时代需求而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2003年，库伦伯格（Jan van Cuilenburg）与麦奎尔（DenisMcQuail）在《媒介政策的范式转变：一种新的传播政策范式》一文中提出，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传媒政策的变化可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期至二战前，传媒政策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新兴的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技术，政策取向主要是追求政府和财政集团的利益，其共同原则是保护政府和国家利益，通过国家和个人投资行为促进传播系统发展，这是新兴传播业政策阶段。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代前后，传媒政策主要基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对民主政治的需要促进了对政策规范化的关注，比较忽视技术的考虑和追求国家的凝聚与稳定，公共广播电视事业正处于其高峰期，在西欧尤为明显，这是公共服务传媒政策阶段。第三阶段从1980年至今，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使得传媒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许多国家选择了打破国家对传媒的垄断继而尽可能地鼓励私有化，强调形成一个具有开放边界和无比活力的传媒市场，从而寻找一种新传媒政策范式，尽可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这三种价值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进入了寻求新传媒政策范式阶段。 　　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寻求新传媒政策范式的过程中，传媒政策才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学界对传媒政策的探讨略晚于欧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新闻政策、宣传政策、新闻宣传政策有零星的论述。随着中国传媒运作企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逐渐深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传媒政策在新世纪以来逐渐受到重视，有关论文纷纷发表，著作也陆续出版，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领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映博士踏上了研究传媒政策的探索之旅。2005年，陈映硕士毕业，到了广州市某一行政机关工作。两年后转到高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2008年考上暨南大学在职博士生，跟随我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2009年，陈映申报成功教育部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媒介融合与传播规制变革》。当时正值博士论文开题，她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把课题研究与学位论文结合起来，毕其功于一役。不过，由于养育双胞胎儿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她的博士论文写作进展缓慢。面对困难，她不改初心，坚持探索，时有期刊论文发表，并在2013年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多媒体融合下传媒政策的选择研究》。历经数年努力，陈映在2015年终于完成她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现在，陈映的博士论文《价值重构、规制重组与认知嬗变：媒介融合背景下欧美传媒政策范式的转型研究》又经过一年的修订，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深感欣慰。为撰写序言，我再次阅读全部书稿，深感这是一部苦心孤诣的著作，难能可贵。 　　近十年来，国内研究传媒政策的著作，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编写教材，满足教学需要，如郭娅莉等《媒体政策与法规》，郎劲松、邓文卿、王军《传媒政策与法规》，赵阳、杨研《传媒政策与法规》；一种是研究学理问题，出版学术专著，如李继东《英国公共广播政策变迁与问题研究》，张咏华等《西欧主要国家的传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