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入学机会地区差异的实证统计.docVIP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入学机会地区差异的实证统计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平等作为一种教育理想，是当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平等是社会平等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其主要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长期以来，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权利不平等，而在进入20世纪后，则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机会不均等[1]。教育领域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讨论和分析过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就现有各种界定来看，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意义上的“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第一种是“起点均等”（包括就学机会及学校条件的均等），第二种是“过程均等”（包括教育内容及师生互动的均等），第三种是“结果均等”（包括学业成就、最终所获学历及教育对日后社会生活机会影响的均等），就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实现教育机会均等首先需探讨的是“起点均等”问题[2]。 　　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历来属于精英型教育。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成员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呼声也与日俱增。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乃至普及化阶段。跟随国际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高等教育也逐步开始改革，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高等教育发展态势，尤其是1999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朝大众化的方向飞速发展。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尤其令人关注。纵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从1980年江苏省率先建立全国第一个高等职业教育院校——金陵职业大学开始，至今已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发展历史虽然不长，但发展速度迅猛。据统计，2009年，全国独立设置高职院校1215所，比1999年增长1.6倍；招生数达313.4万人，比1998年增长6倍以上；在校生数达964.8万人，比1999年增长8.2倍；毕业生数285.6万人，比1999年增长6.2倍[3]。可以说，现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已占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培养数以千万计高素质专门人才的历史使命，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一部分，其教育机会的“起点均等”问题备受关注。历史上，学者们以“均等”为理想目标，而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找出“不均等”的事实，“均等”与“不均等”是一体的两面：追求“均等”，但要以检讨“不均等”现象为指标[4]。在西方国家的教育机会均等研究中，同阶层差异、种族差异及性别差异相比，地区差异问题基本上处于被注意的边缘，但对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呈梯度推移格局的后发型大国来说，地区差异是社会差异的一个重要范畴，导致我国不同地区间教育机会严重失衡[5]。 　　同样，我国地区差异的客观存在也导致了不同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均等。据报道，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学生由于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往往更期望在不需要远离本土的条件下就能接受高等教育，而大量设置在地级甚至县级城市的高职院校布局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对于这些地区的老百姓来说，高职院校既帮助他们的孩子圆了“大学梦”，又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读书，而且“上得起”学。2011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有12.7%来自贫困地区，22.2%来自西部地区，16.2%来自民族地区[6]。可见，本省、本地区高职院校数量的多少对本区域内学生高等职业教育的入学机会具有深刻影响，尤其是对那些贫困地区的家庭来说，本省、本地区高等职业院校数量是他们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键。 　　另外，对2009～2011届全国高等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半年后的调查显示，2011届高职毕业生中有35%在院校所在市就业，68%在院校所在省（含本市）就业[7]。可见，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为本地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持，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同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均等状况，会直接影响各地经济发展的平衡。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总体的飞速发展并不能代表不同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公平是历史的必然，将有效促进我国社会公平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是从一个侧面分析教育公平问题，旨在加深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以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