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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和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和魏晋风度 刘 强 作为中古时期最具典型意义与阐释价值的知识分子群体，“竹林七贤”历经一千七百余年的时光淘洗，不仅没有在国人的精神版图上日渐黯淡，反而历久弥新，愈发显出其夺目光彩和迷人魅力。近年来，“竹林七贤”研究渐成热点，汇聚了数量可观、成果丰硕的研究队伍，截至2010年底，海峡两岸已先后举办过七次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竹林七贤”研究的综合化、国际化趋势渐趋显著。 冥冥之中，我和七贤有缘。早在1998年，因为一偶然机会，我便写过一篇不足七万字的《琴弦上的英魂——嵇康传》。2009年，拙著《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出版，此书分“人物篇”与“典故风俗篇”二册，差不多又把七贤“巡礼”一遍。或许是因缘际会，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我又应邀在《百家讲坛》先后录制《魏晋风流》与《“竹林七贤”》系列节目，耗时一年，共录制了二十五集。2010年10月10日，后录制的《“竹林七贤”》系列十三集先行播出。 电视讲坛固然离学术堂奥甚远，但其传播普及之效亦不容忽视。就我个人而言，常觉今生今世，若能在“竹林七贤”之风度精神的传播上略尽绵力，则心愿毕矣，至于来自周遭的抑扬毁誉，大可忽略不计。 “魏晋风度”之由来 和“竹林七贤”一样，“魏晋风度”同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渐次形成的文化概念与命题。就“魏晋风度”而言，其肇端固然当在一千六七百年以前的魏晋之季，而其真正凝结成为一大概念，则历时尚不足百年。 1927年7月23日，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时年四十六岁的鲁迅做了一场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演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和药及酒之关系》。在这篇将近一万字的演讲稿中，鲁迅谈到了三个方面：一是魏晋文章及其特点，概括下来就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二是以“正始名士”何晏为祖师的服药之风；三是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饮酒之风。尽管除了题目，正文中并未对“魏晋风度”做过具体阐释，但鲁迅的意思当是，魏晋文章及名士们扇起的服药和饮酒两大风气，便是“魏晋风度”最重要的表现及展示。此后，“魏晋风度”便成为一大文化关键词，以之为题做文章者代有其人，络绎不绝。 1940年，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问世。在这篇屡被称引的论文中，宗氏开篇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氏以悖论的形式揭橥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堪称孤明先发，振聋发聩。此外，还有两个论断深具卓识：一是“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二是“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这两句话本身也可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1944年，哲学家冯友兰发表《论风流》一文，将“魏晋风度”张大为“魏晋风流”。在谈及名士之人格美时，冯氏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风流若分析其构成的条件，不是若此简单。”并进而提出，真名士必备之四个精神条件：曰玄心、曰洞见、曰妙赏、曰深情。进一步从人格美的角度深化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 1948年，王瑶完成《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在“自序”中，作者称该书第二部分《中古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和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书中的《文人和药》、《文人和酒》等篇什，后来成为研究“魏晋风度”的必读文献。 1981年，李泽厚《美的历程》出版，书中第五章题为《魏晋风度》，把这一议题的探讨与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在《人的主题》一节中，李泽厚提出了“人的觉醒”这一命题，认为正是“人的觉醒”才使“人的主题”提上日程，从而才形成了汉魏六朝这几百年的人性大解放与艺术大繁荣。这就又把“魏晋风度”的内涵在美学与哲学向度上推进了一层，使铃木虎雄首倡、鲁迅复加点染的“文的自觉”说有了一个更可靠的理论前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纷纷就“魏晋风度”著书立说，为丰富这一研究做出了贡献。笔者也曾以风俗为切入角度，将“魏晋风度”分疏为以下十二个面向：（1）美容之风；（2）品鉴之风；（3）服药之风；（4）饮酒之风；（5）清谈之风；（6）任诞之风；（7）隐逸之风；（8）艺术之风；（9）嘲戏之风；（10）清议之风；（11）雅量之风；（12）豪奢之风。除服药之风和豪奢之风外，其他十种风气均有正面阐释之价值。窃以为，“所谓魏晋风度，是指汉末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与人格理想，具体说就是指受道家学说与玄学清谈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追求自然（和名教相对）、自我（和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