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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弃医从文之路-杨济余 《我的弃医从文之路》 / 杨济余 我的弃医从文计出无奈，不像鲁迅之出于自愿。 1977年盛夏，我正在建设机床厂医院进修西医。那时，作为名老中医的后代，我的中医事业正红红火火、如日中天。小有名气的我，整天忙于查病房，处理患者。当医生最大的快乐是成为一大堆病人围绕的核心，并听到患者痊愈的消息。心情好脾气就好，我对病人是来者不拒，尤其是那些慕名求医的远来之人，我是百问不烦，优礼有加。之所以要进修西医，是为了中西结合，多项全能。这样我就能在中级医士毕业（1972年邓小平复出时恢复中专第一届招生）五年时晋级住院医师，实现我多年的名医梦。 突然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招收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大学生，我惊喜万分，惊的是我蹉跎到26岁还有机会考大学，喜的是我再次欣逢第一届。短暂的兴奋期过后，我喜忧参半。原以为我会成为医科大学无可争议的高才生，看了招生简章才知道医学属于理科院校。我谈理色变，因为我以前初中都没读完，数理化一窍不通。仗着一贯的文史功底，我考文科志在必得，那就意味着必须改行学文。可让我放弃医学，那就等于要我的命。两难之下，我订了个“安得洛马克”似的曲线救国妙计。我决意报考文科，考上以后再要求转学读医科，心想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我参加高考确属动机不纯，将它看作是我跳槽的一线天机。自我1971年底从大山深处麻风病疫区的彭水农村知青调到集体企业重庆制镜厂当玻璃工人，我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找跳槽机会。因为当初就不情愿，从农村回城市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当了半年工人，写马克思主义长篇论文备受嘉奖，以为可以像李白那样以诗闻名，赢得领导青睐，逃避科举，直取卿相。很快就有了投笔从戎的机会，广州空军招兵，我和二十多个师兄报名参军，三轮体检下来只剩两人合格。我又像《红和黑》中的于连那样做起将军梦来，但美梦未醒就破灭了。厂里只放一个人去当兵，那家伙坏得出奇，居然当上空军（几年后转业犯罪入狱）。我是受宠的才子，厂长坚决不放人。这件事让我想起庄子关于才和不才的智辩。有人请问庄子，人是成材好还是不成材好，庄子举例说：山中弯曲丑怪之树活得自在长寿，挺拔成材的好树常被砍伐夭折。我悔不该当“才子”，遭此一劫。无巧不成书的是，空军梦破灭后的第三天，我进入重庆中医学校读中专，刚好遇到那批空军新兵来校军训。招兵连长见到我惊诧莫名，连说：“可惜、可惜，我们已内定你为新兵班长，但你的厂长不放人，没办法。”我这才知道真相，恨死了那个对我太好的厂长。 学医是我立志改变命运的又一次努力。压力大的原因之一是半数同学都是名门之后，且医龄在五年以上，我却还未入门；原因之二是家父乃中医学校学术权威，对我的期望特高，我要是学不好，父子均无脸面。好在我记忆力超群出众，别人背两百个方药汤头，我硬是背下一千多个，直背得天昏地暗。整个暑假面壁背书，满身被小蚊虫咬成丘陵地貌，就为赢得初恋女同学的芳心，并力争留校任教。学年考试总算得了并列第一名。1974年夏毕业前夕，我因用脑过度与紧张过度，惨遭脱发之苦。在学校上报市卫生局的五个留校名额中我排在榜首。我庆幸自己终将脱离苦海，高枕无忧地和恋人去游峨嵋山了，一路虔诚祈祷见佛就拜不在话下。站在金顶之巅，我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向恋人夸口说五年之内我就是中医学校校长。但游兴未减即遭双重打击。中国特色的人事制度不允许集体所有制员工调入国营单位。在当时，改变就业体制堪比蜀道之难！留校改换处境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初恋女友在峨嵋山脚撒手而去。望着黄昏时刻淅淅沥沥雨中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写下了“夜来风雨声，泪落知多少”的诗句。没有比那更长的一夜了！从那以后，我就发誓以解除天下病患为己任，每常自比扁鹊、仲景，非让初恋女友后悔不足以平心头之恨。 1977年夏，我决意参加高考时，只剩两个月复习时间了。白天还要应诊，晚上让做中学老师的表姐夫帮我补习。我英明决策，用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攻数学，剩点时间复习历史、地理、政治。至于语文，则全靠老底子了。我曾沾沾自喜于一个月学完学懂了六年的数学课程，结果才考26分，语文没花时间却考出88分。我的作文一气呵成，几乎拿满分。我填报的志愿全是一流文科大学，记得最差的学校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我本来就不想放弃医学专业，如果录取的学校不理想，我可以不去。万万没想到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我的亲朋好友与同事，没有一个人赞同我读大学，都认为放弃医学而去教书太可惜。我是父亲中医事业的最佳接班人，他最不愿我改行，但他明智地告诉我，上大学也许是我改换门庭的唯一出路。知子莫若父，他和我不谋而合。管他什么学校与什么专业，去了再说。入学报到之前，我斗胆向四川省教委写了封信，要求转学读成都中医学院，隆重介绍我的专业技能，并扬言可让我和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对考，如果我考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