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轮船招商局为例略论“官督”对中国早期工业企业影响.docVIP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略论“官督”对中国早期工业企业影响 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产生，除了个别的为官办以外，基本上采取了商办与官督商办两种形式，而官督商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到1903年，以官督商办形式先后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已有40余家。所谓官督商办，根据李鸿章在筹办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时所作的说明，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商“自立条议”，亦即他后来所说的“商为承办”，“官为维持”。[1]“商为承办”，即企业的资本由商筹集；而“官为维持”，则是由官为企业的经营提供商机。因为商出资本，所以“自立条议”；因为官有权势，所以“总其大纲”。对清政府来说，“官督”就是企业经营活动要全部置于官方的保护、扶持与监督控制之下，而经营活动由官方认可的商人出面经营。 为解决漕粮北运的问题，1872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这标志着近代民用企业弛禁。招商局的创办是在官府直接控制、庇护下，利用上海租界文化环境优势、华人商股实现的，并由此确立官督商办的经营体制。[2]总督李鸿章在创建轮船招商局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筹集资金、获得漕粮运输专利权、争取免税、任命经营人员，以及保护公司及其经营者免受敌对派系官僚的攻击等方面。在此过程中，“官督”主要体现在官方严格控制与掌握企业经营项目的审批权，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控制与任免权，对企业经营账目的审计稽查权等。在此过程中，“官督”对轮船招商局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如发现与任命了一批经营管理人才，发现与惩治了一批腐败人员等。但由于“官督”带有浓厚的官僚色彩，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官督”在轮船招商局中所起的积极效应 近代企业在当时刚刚开始出现，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恶劣社会环境，私人创办企业不仅要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与倾轧，而且还要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各级地方官吏豪绅的盘剥与捐税的苛扰，也使其难以负担与抵御。而由政府出面创办近代企业，则可减少若干阻力，甚至取得某些优惠待遇。所以，商人希望通过这种“官督”方式，获得官方的庇荫，以便争取单纯依靠本身力量所难以获取的利益。“官督”对轮船招商局所起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通过垫借官款、直接投资等方式给予招商局资金支持。在近代早期工业企业的兴办过程中，官督商办企业虽是“商为承办”，但在开办的时候很多企业仍由官方垫借全部或一部分的开办经费。轮船招商局在其存在的头十年与政府共达成了四笔主要借款：1872年由李鸿章从直隶练饷中提取的招商局开办费13.5万两；1876年由李鸿章从直隶、江苏、浙江与天津海关调拨来的，援助该局应付因八月风潮与接着发生的国际危机而带来的业务损失45万两；1876年由李鸿章借给的用于购买江轮的20万两左右；1877年由沈葆桢担保援助购买旗昌轮船公司的100万两。[3]到1877年，招商局对政府的负债总额达到192.8万两。另外，为了使公司得以进行，李鸿章把他的私人资金5万两委托给朱其昂（作为启动资金）。[4]这些款项都是借和该局，直率的说就是息存于该局的。 第二、官方对企业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并惩治企业中的腐败行为，有助于企业的治理。如徐润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因挪用公款事发，被勒令退赔，以至于“家业荡然，生机尽矣”。1883年夏秋，上海十八九家钱庄因印度支那的局势而倒闭。徐润曾借轮船招商局资金用于他私人的商业投机，这些钱庄的倒闭是他“借”给上海宝源祥地产公司的162256两款项不能收回。徐尽力偿还了他所短缺款项的88230两，并要求鉴于他对招商局的杰出贡献而免去剩余的欠账。但是盛宣怀已经向该局的监护人李鸿章递交了控告徐润的金融犯规行为的诉状。最后徐把地契与其他债券抵押给招商局，同时为保全面子而以病辞职。[5] 第三、官方通过给以专利、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津贴、缓息等方面的优惠待遇，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招商局创办之初，李鸿章就一直强调“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6]招商局从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以后又享有承运各省官物的特权。在津贴、缓息、免息等方面，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在漕运水脚上得到政府的巨额津贴。最初清政府给招商局的漕运运费为每石0.561两，这个数目，大大超过了当时轮运的实际运费。[7]半垄断性的运漕特权是公司一开始就获得的，另外官方的支持还体现在1877-1899年使公司受益的免税特权，这些在该局的成功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8] 二、“官督”在轮船招商局中所起的消极效应 政府“扶助”势力薄弱的私人资本，从而开创中国早期的工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官督”对企业治理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官督”模糊了企业的产权关系，使近代企业治理结构混乱。产权即财产权利，是指人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