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崔瑞芳-我们是世上最平常一对.doc

王蒙、崔瑞芳:我们是世上最平常一对“我们是世上最平常的一对。天塌地陷了，我们过着平常的日子；风风火火了，我们还是过着平常的日子。愿我们的福气，让所有善良的人世男女分享。” —崔瑞芳《我的先生王蒙》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也不会发软！”这是作家王蒙的人生座右铭。但是2012年3月23日，这位有着无可救药的阿Q精神的老人，却痛哭到瘫软。与他携手走过近60年时光的妻子崔瑞芳，永远地离开了他…… 那个恋爱时说他名字里的“蒙”应念第一声、是“蒙人”的“蒙”的女人，那个结婚后总嘲笑他不修边幅、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的女人，那个晚年后陪伴他游历千山万水、总是叨叨“我要是先走了你该怎么办”的女人，终究，还是撇下她生命中“最糊涂的呆子”，一个人去了天堂。 1950年春天，北海公园，16岁的王蒙第一次遇见崔瑞芳。那年她17岁，是王蒙姐姐王洒的小学同学。当姐姐向崔瑞芳介绍弟弟王蒙时，崔瑞芳看着这个戴一副大大的眼镜的瘦弱男孩，忍不住“扑哧”笑了：“这是你的弟弟？真有意思。” 缘分也“真有意思”。几个月后，崔瑞芳和王蒙重遇。还在读高中的她，被临时调到位于东四十一条39号的一个四合院里，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而王蒙，也在那里从事文学创作。两个年轻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偶尔寒暄几句。去食堂打饭，崔瑞芳常常会发现王蒙在队伍里搜寻着她。四目相对，相视一笑。对于这个“弟弟”，崔瑞芳倒是心境透明，不想其他。 某天晚上11点，正埋头做表格的崔瑞芳，突然听到敲窗声。王蒙趴在窗户上，一边推快要掉下来的眼镜架一边说：“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因为有旁人在场，崔瑞芳红着脸拒绝，他却趴在窗户上央求：“去吧去吧，就一会儿！”她不再忍心拒绝。清冷的午夜，两个年轻人沿着东四大街，刻意地保持着距离，不紧不慢地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无论话题好笑与否，都会刻意地笑，而且一笑好半天。 时过境迁，当如潮的岁月滚滚向前，当他们终于走到一起，结婚、生子以至于白发苍苍，王蒙依然忘不了，他和崔瑞芳一起走过的那个简单、悸动却也有些蠢笨的长夜。 1957年1月28日，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有老鼠欢快来去的纸糊的顶棚，任何一点小声音都会精准地传进邻居家的薄墙，再热烈的阳光也照不进来的破旧房间。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是新娘的婚纱，藏蓝色海军呢中山服是新郎的西装。崔瑞芳做的炸酱，王蒙擀的面条，两个人守一张小桌，一人捧一只大号搪瓷碗，吃着肉末比平时多很多的炸酱面。7年分分合合、兜兜转转，王蒙和崔瑞芳结婚了。 这年王蒙23岁，他得意洋洋地跟朋友炫耀：“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写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是我最成功的两件事。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他倒是没遗憾了，但崔瑞芳却开始苦不堪言了。王蒙性子急，每天早起做好早餐，她洗漱时他就开始嚷嚷：“面包烤好了都凉了！你吃不吃啊？”两人出门，他总是先她一步站在门外，然后可劲儿催：“快点快点！要迟到了！” 于是她给他取了个绰号：“催人泪下”。王蒙最“催人泪下”的壮举，是1962年某天，正在109中学上课的崔瑞芳接到王蒙的电话：“我正在开会，领导号召作家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她沉吟片刻后答：“我同意。”放下电话，崔瑞芳却慌了。新疆？那是多么遥远荒凉的地方，她真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他一起去新疆？ 但是很快她知道，是的，她要陪他去新疆。因为，她曾经在结婚时说过，这一辈子，无论喜乐，无论安定还是奔波，她都会跟着他。 离开北京时是12月末，乌鲁木齐的气温零下20摄氏度。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和大包小包的行李，踏上了北京至乌鲁木齐的火车。崔瑞芳的怀里抱着一口小鱼缸，那清澈的水里，有两条小得可怜的金鱼在游泳。这小小的鱼儿，是王蒙最喜欢的宠物。 漫天飞雪迎面扑来，地面堆满了无数的小冰锥，没有暖气的房子冻彻心骨。崔瑞芳问王蒙，我们要在新疆待几年？他说：“三五年，顶多10年。”3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王蒙被划为“右派”，一家人在新疆一住16年。这漫长的16年，为王蒙以后的创作积累了无比丰盈和扎实的素材，但崔瑞芳却说：“我被岁月吞食了，被岁月淹没了，被岁月消融了。”每当她有所抱怨，那个曾经“催人泪下”的急性子就笑呵呵地安慰：“不急不急，春天就要来了！” 1979年，王蒙的“右派”得以平反，他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回到北京后，王蒙进入生命中的黄金创作期。他全部身心忙于创作，家里的事儿一概不管。崔瑞芳就嗔怒他是“一塌糊涂的呆子”“最乖的小刺猬”。去开会，王蒙总把文件落在家里；极正式的场合，他穿西装打领带，裤子却一只裤腿长一只裤腿短。每每这样的尴尬时刻，他都会喊来妻子救场。 次数多了，她就烦了，说他是白痴。王蒙急了：“难道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白痴？”她笑了：“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