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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导人”假设及及谐管理 　　　[摘 要] 人性假设是管理者实施具体管理方针的基础。本文首先回顾了东西方学者在人性假设研究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对 各种人性假设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笔者提出的“可引导人”假设理论及影响“可引导 人”行为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最后，探讨了如何将“可引导人”假设理论应用到企业的和谐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 人性假设；“可引导人”假设；和谐管理 　　 　　“人性假设”是指管理者对于人性的基本看法，是美国学者麦格雷(Doulas M.McGregor，1906～1964)于1957年在《企业中人的方面》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他指出，有关人性和人的行为的假设决定了管理人员的工作方式。我国著名管理学家、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也指出，管理是为人服务的，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若不注意研究人性，必然会忽略人的重要作用，不去鼓励人与物的配合，会犯偏重物而约束人的错误。因此，有关人性的研究对管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先回顾了东西方学者在人性假设研究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各种人性假设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笔者提出的“可引导人”假设理论及影响“可引导人”行为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最后探讨了如何将“可引导人”假设理论应用到企业的和谐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一、人性假设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西方学者对人性的研究 　　人性假设是建立管理理论的前提，对人性的一定看法是实施具体管理措施的根据和基础。对人性认识的逐步深化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解读从混沌走向明晰，也是管理思想深化、发展的标志。综观管理思想的发展，西方学者对人性假设的研究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不同阶段(见下表)。 　　2.国人对人性的研究 　　我国对人性的探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著名思想家孔子在《论语·阳货》提到“性相近，习相远也”；中国法家早期思想家荀子在《荀子·性恶》中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和“今之人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惰性也。”可以说，荀子是最早提出“性恶论”的中国人。后经其弟子韩非及李斯等发展，逐步将其思想推向“人性恶”的观点(见《韩非子》等)。儒家亚圣孟子主张“性善论”；后来思想家告子提出“性无善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王充提出“性有善有恶论”，认为善恶由“禀气”所决定；董仲舒的“性善情恶论”，认为人为情所惑而迷失了善的本性；杨雄的“性善恶混论”，认为人性善恶相混等等。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各说纷纭。 　 　　到了近代，有见识的学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纷纷向西方学习科学，并将中国的传统人性思想与西方的人性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新的人性假说，从而推动了相关方面的发展。严复提出基于进化论的“性无善恶论”，梁启超提出“人性中心论”，章太炎提出“善恶同时进化论”等等。 　　近些年来，我国国内的学者在积极介绍西方企业管理的“人性假设”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新的关于人性的假设。如“H人理论”假设(张向前，2004)指出，人性是善与恶的综合体并且两方面可以相互转化；“博弈人”假设(郭咸纲，2003)指出管理行为人的人性表现具有多维性，在特定的管理场中，管理行为人要根据其他行为人的人性表现调整自己的管理行为，从而形成管理互动等等。 　　3.对各种人性假设的评析 　　从上面东西方学者对人性假设问题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特点： 　　各种关于人性的假设都是针对特定的管理问题提出的，并且在该假设的基础上都较好地解决了与之相关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它们都是成功的。 　　各种人性假设观点总体上来说对人性的认识是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从最初的“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再到“复杂人”假设，对人性的认识也由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到追求归属感、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多地体现了对以人为本理念和人文关怀的重视。 　　由于各种人性假设都只是针对特定管理问题提出，因而对人性的认识大部分都是针对某些侧面，看到的也只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弊病。 　　中国人对人性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道德和伦理视角出发的，而不是从管理或经济视角，而且，只是单纯地把人性分为“善”与“恶”。因此，中国人对人性的探讨虽然历史更悠久，但却没有形成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中国人自己的管理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总之，由于时代背景和所处环境条件的限制，各种人性假设观点都只能从相关视角和层面解决相关的管理问题，很难评价各自的优劣。也正因为这些原因，各种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才会层出不穷。这里，笔者以实现和谐管理为目标，提出“可引导人”假设，并详细分析了与之相关的问题。 　　 　　二、“可引导人”假设及影响其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