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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史 开启我国民族保险业外商在中国最早开设的保险公司——谏当保安行 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商品经济的浪潮开始冲击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广州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缘起之地。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广州以鸦片贸易为主的海运贸易越来越频繁，在运输过程中，船舶常常会遇到风浪、海盗，甚至战争的威胁，商人们迫切地需要现代保险业来分散和降低风险，于是，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戴维森(W·S·Davidson)在广州发起成立了广州保险会社(Canton Insurance Society)，又称谏当保安行或谏当水险行。其股东有两家英商洋行：戴维森一颠地行(Davidson-Dent House)，即宝顺洋行和比尔—麦尼克—渣甸行(Beale-Maginie-Jardine Firm)，即怡和洋行，这是外商在中国最早开设的保险公司，也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现代商业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中国保险业缘起之时的广州口岸 中国保险业缘起之时的广州口岸 1835年，英国怡和洋行独自收买了谏当保安行，更名为“广州保险公司”，英国宝顺洋行则在广州新设立了友宁保险行。同年，英国人在香港开设了“保安保险公司”(即裕仁保险公司)，该公司先后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外商可以从事贸易的口岸，从上海等沿海“五口”逐步扩展到“十口”。英国保险商趁机在中国拓展保险业务，保险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各个口岸，从沿海进入了内地。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当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保险业的中心。1846年，英国保险商又开设了永福、大东亚人寿保险公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又陆续在上海设立扬子保险公司、中华保险公司、太阳保险公司、巴勒保险公司等，从而形成了英商保险资本在中国保险市场的垄断格局。 魏源的《海国图志》促中国民族保险意识觉醒 魏源中国晚清思想家 保险(insurance)刚进入中国时，曾被称作“燕梳”，如此诗意的名字，却反映了中国现代商业保险意识的觉醒。应该说，中国现代保险制度的兴起以1805年谏当保安行为标志，早于保险思想的系统介绍36年，中国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保险思想和实务的著作是1841年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中国晚清思想家，湖南邵阳隆回人。他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世界各地人文、地理、历史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将保险(Insurance)译成“担保”，海上保险(Marine Insurance)译成“船担保”，生命保险(Life Insurance)译成“命担保”，火灾保险(Fire Insurance)译成“宅担保”，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y)译成“担保会”。所谓的“船担保”，“舟航大洋难保沉覆。假如船价二万元载货五万元出海，每月纳会银为会中公费。如或船货有失，视其损失之分类，如仅桅折货湿，会中如数补偿；如或全船沉溺，则会中即偿其半，但必实报实验。众力恤灾，从无推却。”《海国图志》对于启蒙中国人的保险思想，促使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 其后，传播西方保险思想的人物和著作不断出现，著名的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1859年)、郑观应的《救时揭要》(1862年)、王韬的《弢园尺牍》(1876年)、钟天纬的《扩充商务十条》(1888年)和陈炽的《保险集资说》(1896年)等。1859年，洪仁玕制定了一个“革故鼎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其中提出了兴办保险业的主张：“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等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年每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洪仁玕把兴办保险与造轮船、修铁路、办银行、开矿等二十多项兴国大计相提并论，开创中国人倡导试办保险业之先河。 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上海“义和”和“仁济和” 1865年5月30日，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上海新报》刊登的义和保险行开业公告指出，“爱我华商首议开义和公司保险行，保家只系写一面番字，一面唐字，规例俱有载明，并无含糊，倘若贵客有货配搭轮船，或是夹板往各口，请至本行取保，决不致误”。义和公司保险行的成立打破了英商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但是其规模较小，开办的险种十分有限，仅有货运保险业务。由于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很快就从保险市场上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