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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九歌图》构图研究 　　摘 要：陈洪绶作于1616年冬的雕版插画《九歌图》共十二幅，其中的《东皇太一》、《湘君》、《东君》等十一幅画直接取材于诗歌《楚辞?九歌》，《屈子行吟图》则以屈原为原型并结合《涉江》、《渔父》绘画而成，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被放逐的屈原行吟江畔时憔悴枯槁的人物形象与忧国忧民的人格精神，人物极具感染力。而陈洪绶从读者接受角度对屈原及其作品《九歌》进行图画转译，用人物画的方式展现了一代爱国诗人屈原及其笔下的九歌人物的人格精神与内心世界，既尊重了屈原的原作又表露出自己的见解，在《楚辞》图文研究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作为中国美学史中的不朽之作，陈洪绶的《九歌图》也因杰出的艺术成就与广泛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明清离骚图的重要代表。 　　关键词：《九歌图》；陈洪绶；人物造型；构图分类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陈洪绶〈九歌图〉图文关系研究》（2016125）；湖北省教育厅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楚辞文图关系研究》。 　　陈洪绶（1597-1652）字章侯，号老莲、悔迟，明清之际著名的画家，犹擅人物画与花鸟画。清初吴伟业题刘源《凌烟阁功臣图》曾赞叹：“四十年来谁不朽？北有崔青蚓，南有陈章侯”，高度赞扬了陈洪绶在当时的艺术影响力。雕版插画《九歌图》[1]完成时陈洪绶十九岁，十二幅画皆为单人构图模式，除《屈子行吟图》有少量花草、石头作为背景之外，其余十一幅画一律采用“留白”，不画背景只画人，不仅强化了人物的主体性，也增强了图画整体的美感与意境。同时，陈洪绶的十二幅人物画的画法也并非完全一致，从人物造型来看，陈洪绶《九歌图》可以略分成三类：饱满夸张的天神、纤细写实的水神以及着重背影的亡魂鬼怪。 　　1 《九歌图》的背景及构图特征 　　屈原诗歌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人物画题材，其中的《楚辞?九歌》更是成为众多知名画家再创作的素材。自宋代李公麟《九歌图》问世之后，又有赵孟俯、仇英、文征明等人的作品问鼎画坛，但大多只是因循李公麟的路子，逐渐走向了程序化。直到明代末期，陈洪绶横空出世，一改前人窠臼，既兼采众家之长又自出机杼，把中国文人画艺术与个人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仅生动刻画了屈原及其作品，而且托画抒情言志，蕴含了画者本人浓烈的末世之忧。 　　王璜生在其专著《陈洪绶》中感慨，陈洪绶的生命悲剧在于他是一位不合时宜的艺术家，正直、矛盾和个性共同构成了陈洪绶高古奇骇的绘画风格。[2]简单扼要地概括了这位绘画天才一生的历史由来与艺术成就。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同样一句话，拿来描写陈洪绶却恰如其分。 　　这位不合时宜的艺术天才也出生在一个“国家不幸”的时代，曾经恢弘一时、睥睨一世的大明王朝早已江河日下、岌岌可危，苟延残喘最后一口气。到1616年陈洪绶作《九歌图》时，明朝已然穷途末路，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兵戈直指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廷，存破竹之志，而明朝内部情形也不容乐观，河北等多地发生饥荒，颗粒无收，又有贪官污吏趁灾敛财，民心动荡。 　　从时代背景来看，陈洪绶作《九歌图》绝非偶然，除了个人的天赋，他也是一位被时势造就出来的殿堂级人物。末日悲歌已不知传唱了几年几载，大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只等待那注定是穷途的宿命来将自己制裁，连最后一声叹息、一丝呻吟都显得那么无力。而朱家皇帝像所有亡国之君般在酒池肉林中不晓世务。在这显得格外沉重与不可抗拒的时势中，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士人，作为忧国忧民却救国无门的爱国志士，陈洪绶以屈原《九歌》为绘画题材，融入自己在社会大动荡时期的情感与寄托，创作了《九歌图》十二幅，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关注。 　　作为个性化十足的绘画，《九歌图》在对屈原《九歌》的接受中也保留了陈洪绶自己的精神、见解。 　　首先，九幅画大量采用“留白”，除了《屈子行吟图》有少量花草石头点缀外，其他十一幅一应只画人物，这种淡化背景、突出人物的白描法既有继承前人如顾恺之、李公麟之处，又有自己的创新，突破了前人如李公麟、张渥、周舫的藩篱，独树一帜，也使得陈洪绶《九歌图》在美术史上独树一帜、经年不败。 　　其次，在人物的处理上，陈洪绶刻意地追求夸张，调整人的比例，甚至运用了几何化的处理手法，从而充分展示了他“奇骇”的艺术风格。而在人物服饰的处理上，陈洪绶效法古人，充分运用线条的方圆曲直，时而运用粗壮豪爽的铁丝描，时而运用飘离纵逸的游丝描，把动静缓急掌握得恰到好处，仅仅通过衣裳的几丝波动，就完美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在世界与精神内涵，使人物从《楚辞》中活过来了。 　　总的来看，《九歌图》作为陈洪绶早期的作品，陈洪绶的人物描法虽然在诸多方面还略显稚嫩，但是已初步具备一位绘画大家的风骨，陈洪绶圆折互用、“高古奇骇”的艺术风格在这里也已经初见端倪，其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非凡超脱的绘画技巧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