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约基础上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博弈分析以湖南山区农村为例.PDFVIP

2010.12 合约基础上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博弈分析： 以湖南山区农村为例* 肖 卫1，2 朱有志1，2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进行评述，在 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合约基础上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博弈模型，并以湖南山区农村的案例检验该 模型的主要结论。本文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合约的形成过程是使因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 会主义而产生的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过程，基于合约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式解决了私人供给的成 本分担问题和政府供给的需求信息不足问题，能够实现帕累托有效，而政府补贴行为将强化帕 累托有效的均衡。 关键词：公共物品 合约 博弈 湖南山区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具有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优势，由公社组织财力和人力 提供的公共物品，其物质成本分摊在集体分配之前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中，其人工成本分摊 在生产队的总工分中。这一时期，广大农村修建了大量的乡村道路、村级小学、园艺场、大礼堂、 河堤、小型水库和系列水渠等，并组建了生产队的文艺团，这些公共物品的建成为农业生产和农民 生活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为上世纪 80 年代家庭承包经营制推动农业快速发展创造了基 础性的条件。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后，私人物品供给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却发展缓慢。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以后，农村主要以乡统筹、村提留、“两工”结合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然而， 由于基层政府机构膨胀，其正常运转开支巨大，村一级将“三提”大都用于村务管理，乡镇将“五 统”主要用于乡镇政府的日常运转。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基本处于 停滞状态，集体经济时期建设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修复。一直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国家对农村的投入才逐年大幅度增加，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广大农 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仍然落后于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适时反思市场机制下农 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 总之，尽管人民公社体制下私人物品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有效，但该体制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却 具有优势。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私人物品的有效配置，但是，市场化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编号：08ZD016）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编号：07AJY018）支持。 - 26 - 合约基础上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博弈分析：以湖南山区农村为例 缺乏效率正说明其局限性。本文将在第二部分评价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及其引申出的供给机制； 在第三部分构建一个合约基础上的博弈模型，分析合约基础上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博弈；在第四部 分以湖南山区农村的案例检验模型的主要结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评述和本文思路 关于区域性公共物品和俱乐部物品供给的研究，主流经济学已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基础。 Tiebout （1956）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旨在探讨居民“用脚投票”所显示的真实 偏好如何实现与地方公共支出模式的最优匹配，这一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对 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具有异质性。Buchanan （1965）提出了“俱乐部理论”，探讨介于纯粹的私人物 品和纯粹的公共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的最佳供给数量和俱乐部的最佳规模，拓展了公共物品的概 念及其供给方式。Stiglitz et al. （1977）结合地方公共物品理论和最佳俱乐部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 受空间约束的公共物品最佳边界和社区数量的分析框架。以上理论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 Tiebout 所认同的不同区域的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的异质性是本文理论构建的前提，Buchanan 所关注的准公共物品的最佳供给数量和俱乐部最佳规模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结合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国内学者从各自的视角提出了关于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的观点。在 公共物品需求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