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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调研）报告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建筑空间日趋拥挤，地面面积越来越少，向高空、向地下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目前，各种用途的地下工程诸如高层建筑地下室、地下铁道、地下医院、地下停车场和地下商场等正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建设利用[1]。我国近年来也修建了大量的高层建筑，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福州等地的高层建筑密度最大。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910年间我国新建高层建筑1000余幢，1990～199910年间，全国新建的高层建筑超过9000幢。与此同时，国内各大城市正在兴建自己的快速轨道交通体系。除已开通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地铁外，正在兴建的有北京地铁、上海地铁、广州地铁、深圳地铁、武汉地铁、天津地铁、南京地铁、青岛地铁等。此外，国家已批准或正在筹建地铁的城市有成都、杭州、沈阳等20多座城市[2]。可见，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己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兴建的高层建筑和地下工程必然带来了大规模的基坑工程，而在城市中，基坑工程开挖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变形，这会严重影响紧靠深基坑周围的建筑物、地铁、交通干道、地下管线和其他市政设施。这些建筑物对基坑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提出了稳定性及变形的严格要求[3,4]。因此在保证支护结构自身安全的同时，还要有效地控制基坑周围地层移动以保护周围环境，从而对基坑变形有较高的要求。 根据基坑工程事故的统计分析，我国基坑工程的事故发生率比较高，占到1/4左右，尤其是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其中有的城市基坑工程事故占基坑总数的1/3左右[3]。这些事故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也给周围的居民生活、城市建设和企业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事故主要表现为支护结构产生较大的位移、支护结构破坏、基坑塌方及大面积滑坡、基坑周围道路开裂和沉陷、与基坑相连的地下管线变位乃至于破坏等，这些问题决定了深基坑工程是一项涉及范围广泛，且具有高风险的工程，是综合性强、涉及施工、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环境工程等诸多学科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基坑工程的稳定性和变形控制成为了基坑工程的难点和热点。保证基坑的稳定性只是保证了基坑的不塌不垮，根据我国现行地基规范[5]，考虑到基坑工程的区域性特点，即受不同地质条件的影响大的特点，施工过程中不仅要求基坑本身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要控制基坑周围地表下土体的竖向与水平方向的位移 地下水是深基坑工程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地下水是引起基坑破坏的重要因素之一，软土地区绝大多数基坑失稳都与地下水有关。据统计，因地下水处理不当引发的事故约占深基坑事故总数的22%[6]。而目前关于渗流对基坑影响机理以及渗流与土体相互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见，所以对其展开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渗流对深基坑的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His和Small[7～10]Boit固结理论、瞬态自由边界渗流理论和开挖卸载理论的耦合的有限元方法。 1992年，Ronaldo[11]用增量开挖法与自由面问题结合的方法来预测结构的变化，通过“弱”的表达和罚问题的方法，将位移和孔隙应力放入同一单元，分别内插，同时求解，通过这种方法对深基坑开挖过程中孔隙水流对强度和变形性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渗流是改变支护系统反应的重要因素，渗流的存在使地面沉降和坑底隆起增大，渗流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 1996年，罗晓辉[12,13]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定常及非定常水流作用的基坑进行了耦合变形分析研究。 1998年，范益群[14]对土体建立了非饱和土弹塑性变形多孔介质和数学模型，用于模拟考虑施工过程中地下水渗流过程与饱和土变形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 1998年，高俊合[15]研制了考虑固结、土—结构相互作用的基坑平面有限元程序，分析了基坑开挖过程中渗流、水平位移、地面沉降及坑底隆起等因素间的相互影响。 2001年，平扬等[16]基于Biot固结理论，采用弹塑性模型对基坑开挖中的渗流场水力作用与应力场耦合作用进行了二维平面有限元分析，研究了深开挖过程中渗流场与应力场的变化规律及其导致的基坑稳定问题。 2001年，连镇营和韩国城[17]采用线弹性模型开发出了一套考虑水土耦合作用的三维有限元程序，对无支撑情况下基坑开挖的超静孔压进行了三维数值分析，讨论了渗透系数对土体超静孔压消散规律的影响，研究了坑壁侧向变形随孔压消散的变化趋势，给出了坑底超静孔压分布的三维性状，并与二维有限元分析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2004年，梁仕华[18]在大变形有限元理论的基础上，对土钉支护结构进行了考虑固结、渗流与变形耦合作用的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研究了大变形情况下考虑固结、渗流与变形耦合作用时土钉支护结构面层位置处的水平位移、坑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