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本土化的乡村批判.docVIP

大众与国民：鲁迅本土化批判的乡村启示 周震豪 浙江纺织服装学院人文学院 315211 摘要：鲁迅穷其一生，致力文学改造与大众建立。乡村文化风俗以及神话传说，反映了乡村生态传统价值体系下的人本追求，对鲁迅发生巨大的影响。鲁迅以文学探索了现代社会下中国文化的主体批判、选择、创新，创造了阿Q的大众形象。给现代文学新的大众文化作出了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乡村功能 大众批判 鲁迅小说 周震豪：1962年出生，浙江宁波籍人，副教授。 一 鲁迅注重本土文化的文化体系，从戊戌变法的改良，到辛亥革命的改造，再到马克思主义的救国，促成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大师的人格。深刻的历史责任、民族认同、国家精英，应当是鲁迅三番的自我构建。他在《野草》中写的是历史责任的痛苦，而在深刻的痛苦中，许许多多的文化精英，寻找的是民族的认同，而不是西方流浪者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因此，面对列强，他们呐喊，面对列寇，他们不当王国奴。他们领导民众，领导文化。因此，随着历史的演化，他们确立了现代文化的社会性而反对把理解为“孤独的个体”。”的毁灭者、无出路的批评者，一时，鲁迅话语还没有全面转向，出现了鲁迅的争论现象、批评现象。确实，鲁迅的反抗、刚正，需要我们在文化中去内化，吸收，重建。也就是说，我们要记取鲁迅对“人”的奉告，我们要树立“人”的观念，否则，就无法树立我们民族精英的鲁迅，我们文化大师的鲁迅，我们生活长者的鲁迅。鲁迅是我们文化中的“智者”、“长者”、“寿者”，我们应当首先自信自己是民族的大众的一分子，我们的研究才会话语转型。 二 鲁迅童年深受乡村文化的影响，这个影响使鲁迅深深喜爱民间的艺术、绘画、传说、神话，以致他形成了对正统的文化的厌恶，提倡读“杂书”。也就是这个乡村的文化，使他对大众的不幸有了深切的同情。他希望神的拯救，渴望美的人生，追求爱的社会，“改造国民性”，恰恰做的是这些“逆转”，试图对生态大众性进行社会国民性的改造，试图以此建立一种现代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也就是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不是文学之外的“思想影响”，而是文学角色转换的文学改造，或者说，鲁迅的文化自信直接来自我们的大众形态的文学传统。 鲁迅首先对我们的文化历史进行反思，对鲁镇社会进行反思，对人的约束和解放进行反思，他的《狂人日记》就是终结者的质疑。在《药》中，又一次寄希望于大众。这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者与对立面的呐喊。但是，鲁迅的种种主义都没有奏效，他还是在《明天》等小说里寻找新的大众。鲁迅试图打破铁窗，但是它并不是说毁灭地狱。他在揭露地狱的凶恶是一种哲学的突破，只是思想本身的突破。他没有从西方思想批判自己的文化，没有，他在寻求一种觉悟的思想，他选择了“自己”，母本文化的自信、自新。 文学话语是回归生活的自信和热爱。鲁迅童年就热爱自然和小生命、探索自然生命的奥秘，这在他的作品中构成了一个人文的底线。从小动物、小人物、小生命，到生命的批判、生命的觉醒、生命的珍爱，我们都可以拿出一连串的作品，他在《呐喊自序》中已经建立了挽救众生的底线、底色，还建立了进化论的普世理性，这一点，是研究界最容易忽略甚至扭曲的，因为我们的文艺批评相当程度上是“巨人”的自我膨胀，或者说是社会家话语的套用。 显然，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大众立场。大众文学初倡之时，鲁迅先生曾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 ”(《文艺大众化》)然而，鲁迅先生却不认为文学的大众立场会导致文学的“庸俗”、“媚世”，乃至“终结”，相反，他对大众的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鲁迅一直在文化觉醒与社会革命等等形态确立大众的自信。 三 阿Q的阅读已经超出了人物本身的批判意义，作为一种国民性的表现，其实是大众文化判断的历史呈现。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少年的闰土到老年闰土，被深深赋予一种神话与现实的对照，乡村的流失与变异尤其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灵。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把许多所谓的代表文明过程的人物嘲笑一番，这就写出了《奔月》中的嫦娥太太、《理水》中的专家学者、《采薇》中的可笑的老头、《铸剑》里柔弱的眉间尺与一大帮群臣仪仗队。在《故事新编》的序里，道出了鲁迅在乡野图腾里的振兴的苦难，他发现了乡野文明生态与近代化历史过程中其与教育、科学、政治、文化等社会文化职能的主次轻重的失调。 显然， 乡村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存在。民众的意识中既有反抗既定秩序的一面，也有对反抗意识自我消解的一面，从而使反抗真正化为“无害的空想”。由于民众最终只能认同既定的，而不能造就新的价值秩序，因此他们的所有反抗都只能被限制在这一传统的价值秩序所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