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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辩护权保障之完善 新形势下辩护权保障之完善 人权保障是当代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制度设计的重要价值标准，通过各国的大量刑事司法实践，形成了刑事司法关于人权保障方面最低限度的国际准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进行了重大修改，适应了保障人权的国际主流价值观。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又对刑事诉讼法做了进一步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文纳入到刑事诉讼法总则，在整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都贯穿着有效惩治犯罪与有力保障人权相统一的原则，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价值理念的巨大转变。刑事诉讼与人权密切相关，只有通过法律固定并转化后的人权才能为公民实际享有，这也是法理层面的实有人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刑事诉讼过程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这就需要平衡和公权力与私权利，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法律程序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做好人权保障工作，体现人之尊严。 刑事诉讼程序有其自身的特定功能，具备其固有的内在价值属性，集中体现于程序正义。刑事诉讼程序内在价值的逐步揭示过程就是程序公正的实现过程，也是权利的实现过程。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体现了程序主体的人格与意志得到充分尊重，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现。对于被告人来讲，程序正义就必然要求充分尊重被告人的意志自由，尊重其作为程序主体的程序权益与实体权益，从而实质性地参与到直接影响自身权益的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对裁判结果施加积极的影响。在具体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中，控诉方与被告方力量悬殊，前者往往占据诉讼的绝对优势，而后者处于被动地位，防御能力与手段十分有限，赋予被追诉人广泛的辩护权以增强防御能力就变得十分重要。现行法律在刑事辩护制度立法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两部法律中，2008年施行的律师法在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有极大的突破，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正是在吸收了律师法成熟的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将辩护制度推进一个更高的阶段。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现状 首先，关于辩护权权利主体。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享有辩护权的主体范围，即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才享有辩护权，事实上也只有这两类主体应当享有辩护权，因为只有在被推定可能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该两类主体才有辩护的需要，从而由专业人员提前介入到进行中的法律程序，对自己可能承担的责任之有无、轻重等进行辩解和反驳，保护其合法利益，反之则无辩护之必要。 其次，辩护权权利内容。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了辩护权的内容，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辩护委托权，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权之委托权主体范围进行扩大，明确规定了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是有权委托辩护人的主体；二是辩护范围，辩护人为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内容集中表现在：罪--责、责--刑以及诉讼程序中其他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提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大小等方面的辩护意见。 再次，辩护权之保障不尽完善。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公、检、法三机关成为辩护权的保障主体，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的告知义务，要求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履行告知义务，确保辩护权得到保障。 最后，委托辩护权的起始时间。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子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确保在辩护人在最佳时机介入刑事诉讼程序，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 二、辩护权保障制度的缺陷 刑事辩护权已经作为一项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为宪法所明确规定，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活动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们不可能充分、有效地为自己进行辩护。而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克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的困难，成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最有利、最专业也最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但是，就二者的关系来讲，“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第一性权利，律师辩护权是第二性的权利”，“是依附于被指控人辩护权而存在的”。 然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并不尽如人意。 首先，律师调查取证难。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单位和个人同意，可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向他们收集有关材料。从这些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