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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在国有企业董事会中影响探析摘 要：在国企董事会研究中，与党组织相关的研究一直鲜有涉及。经本文研究发现，各级党组织不仅对董事的提名和任免有着深层影响，更对经理层的任免与考核存在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企业决策权。如何调整党组织对国企董事会的影响，仍然是国企在转轨阶段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党组织 国企 董事会 1.引言及文献综述 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如何交接是国企在转轨阶段所面临的一大主要问题。如今，大量国企已建立起“新三会”制度，但党组织对国企的控制，尤其是对董事会方面的影响依然很大。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究竟体现在何种层面，一直以来的研究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也成为了本文研究的动机。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党组织是一个统称，不仅指企业的党委（党组）、纪委、团委、工会、妇联等机构，还有企业所属领导单位的党委会。领导单位一般为各级国资委，也有地方政府和少数机关（如各部委直属企业）。 截至目前，专门探讨党组织在国企董事会影响的文献并非热门：孙铭（2005）从独立董事的角度探讨了党委的影响，认为党委对独立董事的影响非常大1；安林（2008）指出党组织已经渗透进国企董事会的现实情况，并对党组织起到的政治带头作用和支持国企作用采取了肯定态度；邓振平（2010）在探讨国企法定代表人和党委书记的任职情况时，对党委书记由董事长、总经理、监事长兼任以及专职四种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评估2；谢冲、耿立民（2011）对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发展过程和制度变迁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清晰描绘了改革开放以后党组织先将经济权力放松给厂长、紧接着重新收回的全过程。 2.党组织对董事会的影响 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组织活动应依照国家相关法律进行；但在国企的日常工作方面，《公司法》规定，国企党组织活动须按《党章》来进行3。这种循环模式使党组织在国企中的活动相对自由，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掌握董事的提名、任免、考核甚至企业重大决策等重要权力。以下分别就董事提名和就任、管理层任免、企业决策三方面进行探讨。 2.1党组织对董事提名和就任的影响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董事提名权名义上掌握在董事会下设的提名委员会手中4。但根据近年来各项研究表明，在企业的日常运作中，董事提名权事实上主要掌握在大股东的手中5，国企大股东又主要为以党组织为管理核心的各级政府、机关、大型国企，故可以判断党组织对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有着决定权。 以享有顾问、监督等权力的独立董事为例。我国证监会《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众所周知，为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国企大股东持股多在50%以上，因而这项规定不仅意味着大股东控制独立董事提名权合法化，更意味着党组织可以通过控制大股东（各级政府、机关、大型国企）进而控制国企中的独立董事提名权。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本意是削弱大股东的控制力、抑制“一股独大”现象的出现，但证监会的行业规范又在独立董事提名权上加入大股东的影响，这不仅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所制约，也有助于党组织在国企中权力的扩大化6。 在非上市国企中，情况更加复杂。首先，非上市公司不像上市公司那样有提名委员会主管董事提名工作；其次，我国《公司法》中对非上市公司董事提名权由谁掌握这个问题也并没有明文规定。这种客观条件使得先天拥有干部考核、任免权力的各级党组织对董事提名和最终就任起到决定性影响。如200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区管国企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就明文规定：自治区（省部级单位）属国企的董事长、副董事长两职由自治区国资委党委提名并考察，经过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同意后，由自治区国资委党委委派；董事会其他成员虽然不必由党组织提名，但依然需要自治区党组织部的同意，由自治区国资委党委直接委派7。 这种“以派代选”的提名和就任制度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进行支撑。200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提出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模式，允许部分党组织成员和董事会成员依法进行互相兼任。安林（2008）认为，这种交叉任职模式正是国企“以派代选”、直接任命的理论源头所在8。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上市与否，国企董事会成员均可兼任企业党组织内的重要职务，有效实现了党政权和经营权的结合。这一方式体现了国家希望将“老三会”和“新三会”有机融合的想法，但其弊端在于，本可分开的政治和经营两大元素重新获得合并，国企中“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的问题更加突出，而这个问题本身也正是国企在转轨阶段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2.2党组织对管理层任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