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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农民工媒介话语调查和研究[摘要] 在中国, 农民工阶层继续壮大, 据有关方面统计, 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已逾2.4亿, 在这样一个从大众媒体时代向自媒体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农民工仿佛永远是被忽略的一个群体。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媒介接触、媒介参与、媒介评价等方面，考察农民工媒介接触的具体行为，可以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信息关照、舆论关照和话语支持。 [关键词] 农民工 媒介 话语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5.041 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概念[1]，主要是指户籍身份在农村，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力。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大众传媒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媒介话语权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尤其在政策决策领域的重要作用尤为突出。拉斐德在起草《人权宣言》时就说到，“每个人生而享有一些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这就是对各种言论的自由表达权。”[2]言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于话语权的自由。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话语与权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权利通过话语表达，保障公民的话语权是保障公民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利益的获得。 媒介话语权是指公民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政策以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4]。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指出：“话语权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知的过程。”[5]李敖也曾经说过，只能说话而不能通过媒介予以传播就不算是话语权。现代社会，大众媒介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最主要介质，媒介话语权是公众享有的基本权利。 兰州作为我国的西部主要城市, 农民工也随处可见，大众传媒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否真的充当了“百姓的口舌”？“农民工话语权失衡现象”研究小组成员在兰州市开展了“兰州市农民工媒介使用情况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调查对象为生活在兰州市区的农民工。问卷采用了非概率配额抽样的方法，主要发放于农民工相对集中的三大行业——建筑业、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回收有效问卷174 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87%，并对其中的一些个案进行了回访。了解了农民工的个人信息、媒介接触情况、媒介参与情况、媒介信任情况；全卷共20 道大题，形式分别为单选、多选、填空，问卷中还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对某些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对某些观点的同意程度。 一、基本概况 从性别比例看，调查中发现有67%的农民工是男性，而女性农民工只有33%，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性还是城市农民工的主力，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女性还是更多地留在了农村；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和已婚的人数比例分别占43.10%和43.68%，其他情况占13.22%，与以前拖家带口的农民工不同，现在农民工的负担相对较轻，选择工作和调换岗位时顾虑相对较少，更容易“跳槽”，流动性大；从年龄结构看， 大都集中在20～40岁， 在我们所抽取的样本中18～20岁的占17.8％；21～30岁的占36.2％；31～40岁的28.7％。40岁以上的仅占17.2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农民工“40岁现象”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凸显了，作为年青一代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迅速崛起，对他们父辈的农民工的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劳动力资源的市场竞争下，老一辈农民工不得不让位于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从文化程度看：多集中在初中和高中的学历水平占62.65%。由于他们务工单位的不同，产生了一些差异。例如，以制造业为主的行业，它们对员工有学专业技能方面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学历要求也就相应的要高一点，而建筑业的农民工，大多不需要很高的专业技能，对员工的要求仅仅是能吃苦耐劳，也就对学历的限制放宽了， 所以多集中在初中文凭，一些年长的员工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有些根本不识字，文化程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女农民工的媒介信息接受和理解能力；从务工时间看：有36.7%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时间是1—3年，这部分人因为已经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渐渐熟悉并习惯了这种打工生活，工作也比较稳定。1年不到的农民工占13%，这部分人刚来到城市，一般都是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猎奇心理的作用，工作变数很大。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占21%，且大多都以整个家庭为单位已经在城市定居了。 二、具体分析 在农民工接触的大众传播媒介中，电视在其获取信息的作用上着明显优势；广播在农民工群体中并没有发挥最大的价值；而手机作为新媒体的代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电视的直观性和较强的可视性，使得其依然最受农民工追捧，而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在面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