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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重要诗案及诗歌发展转向［摘 要］ 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 ［关键词］ 北宋诗歌； 乌台诗案； 车盖亭诗案； 崇宁文禁； 诗歌转向; 新旧党争; 以诗议政 北宋以文治国，诗人参政的机会大大提高。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本是积极的行为。但是，北宋诗祸连连，新旧党争不断，成为影响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旧党人在熙宁时期尚能为国事而争，然而元丰二年(1079)以后，以乌台诗案为始点，渐由政见之争变成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元?的车盖亭诗案则是旧党根除熙丰新党势力的转折点，但这一报复性的诗祸事件又激起绍述年间新党以严厉手段打击元?更化的旧党士人，并为崇宁立元?党人碑，全面禁止元?文学和学术埋下祸因。哲、徽、钦三朝，诗祸越演越烈，党派之争最终变成纯粹的意气之争而置国事于不顾。经此连绵打击，诗人由热心议政而转向寻求如何安身立命。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依时间先后，深入考察元丰乌台诗案、元?车盖亭诗案和崇宁全面文禁的政治本质，并析述各起诗案对北宋诗歌造成的影响。 一、 乌台诗案 (一) 诗案的本质： 变法之争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正式启动影响北宋长达半个世纪的变法，他据 “三不足”的变法精神，表现出力排众议的决心，由于政治上得到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士人却对变法持有相反意见，当中尤以苏轼缘诗人之义写诗托讽，最为突出。这一时期，苏轼作为政治主体和创作主体是一致的，其突出的标志是参与意识的全面张扬，政治诗歌创作发挥了载道言志的功能，成为直接批评新法的工具。 从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二年，苏轼历任杭、密、徐、湖等州的地方官。元丰二年，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时进《湖州谢上表》。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御史中丞李定利用台谏言事的职能，以苏轼《湖州谢上表》及此前诗作，罗织其 “讥谤新政”的罪名，炮制 “乌台诗案”。何正臣元丰二年三月所奏云：“臣伏见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 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烛，则其类自消。固未有如轼为恶不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道路之人，则又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今法度未完，风俗未一，正宜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如轼之恶，可以止而勿治乎？”［1］1考苏轼《湖州谢上表》，不外例行公事，略叙过去政绩，再叙皇恩浩荡，唯其 “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被台谏摘引弹劾，扣上 “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罪名。事实上，何正臣所奏的主要目的乃在于为新法扫除障碍。单凭《表》中片言并未能完全置苏轼于大狱，为了进一步罗列罪证，舒?列举了苏轼所讥讽新法的诗句，指出其 “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2］卷八四，2，造成传播内外，朝野无人不知。其弹文列出了苏轼涉及批评新法的部分诗句： 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兴水利，则曰：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谨盐禁，则曰： “岂是闻诏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1］2 然而，苏轼入御史台狱后，唯供《山村》一诗干涉时事，余皆否认［1］31，又出于保护旧党诗人，称并无往复诗文等干涉新法文字。因此，乌台之勘虽给其他诗人带来牵连，但总的来说范围还受到一定控制。经过四个多月的勘治，结果苏轼下御史台狱，被关103天后贬为黄州团练。这一起诗案中被贬和受责的共计25人［2］卷八四，5，除苏轼外，其他诗人主要还有苏辙(谪监筠州酒税)，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黄庭坚(各罚铜二十斤)，涉及苏门诗人群和江西诗人群。尽管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辞相后已退居金陵，苏轼始终认为乌台之案的操控者”王安石实为之首”［3］卷二九，833。从所牵涉人物的刑罚来看，除苏轼外，比起后来的车盖亭诗案，其他人尚算不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