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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民歌教育及传承之新创举［摘要］壮族民歌经劳动人民集体创作，是壮族人民表达思想感情、寄予美好愿望的一种特定形式，而对于壮族民歌教育与流传过程中愈演愈烈的“汉化”现象，针对其传承方式的研究变得刻不容缓。本文以广西少数民族歌手班为例，重点论述其在传承工作上创新性的发展，以期能借鉴歌手班创办的成功经验，探求如何建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民间音乐发展平台，以此进一步带动本地区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相关工作。 ［关键词］壮族民歌 教育 传承 创新 ［中图分类号］G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1-0130-01 壮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它源于岭南古代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两大支系，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本民族丰富的文化艺术，其中又以民间歌曲尤为珍贵。壮族民歌经劳动人民集体创作，时刻贯穿于日常劳作、宗教活动、婚丧嫁娶等民间活动之中，集壮族人民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审美观念、民族意识、心理素质于一身，凝聚成一部流动不息的通史。 壮族民歌如此重要，致力于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专家、学者们多年来默默地探索、深入调研，挖掘整理出许多优秀的民歌作品，推动着壮族民歌的传承工作稳步向前。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间，由广西僮文工作委员会编辑的《僮族民歌选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编的《壮族民歌集》（音乐出版社，1958年）为此阶段仅有的两部以“壮族民歌”命名、内容较丰富的歌曲集；此外中国音乐家协会编撰的《广西民间歌曲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编的《歌海浪花――广西民歌改编曲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肖冷《手挽手，各族民歌独唱重唱曲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少数民族歌曲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年）、文化部《中国少数民族歌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等均收集了部分壮族民歌以供读者、歌手们传唱，通过视谱学唱及传唱的方式对其进行传承，从而为壮族民歌的抢救、保存和传承工作发挥了先锋作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壮族民歌传承与研究工作开始逐步深入并有了新的突破，尤其自8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范西姆老师首次发掘壮族多声部民歌后，国内外研究专家、学者们对壮族民歌的关注曾一度出现了热潮，随后出版的文献著作犹如一朵朵小浪花，争相汇入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其中既有继续对壮族民歌词、曲进行整理、收录或改编的工作，例如张声震的《壮族民歌古籍集成》系列书籍（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张筠青、黄文东改编的《金茶花――壮族民歌二十一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范西姆《壮族民歌100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等，又不乏关于壮族民歌介绍和曲调音乐等本体阐释的研究论文，如黄革的《广西壮族民歌概略》（《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颜频的《浅论广西壮族民歌主导音阶》（《黄钟》1989年第4期）、范西姆的《论壮族民间歌曲的风格与特征》（《人民音乐》1995年第4期）等；还有从美学角度展开研究的文献，如关仕京的《壮族民歌的审美透视》（《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范西姆的《壮族三声部民歌的审美价值》（《歌海》）、金北凤的《试论壮族民歌的“意”“境”之美》（《艺术百家》2006年第5期）等，均从不同方面吸引着人们将目光投向壮族民歌，间接地对民歌教育、传承活动起到了引导作用。 然而，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一系列异文化的强烈冲击，壮族民间歌曲也历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民间艺人老龄化、民歌无人传唱、断层现象等诸多问题越来越严峻，单纯地依靠整理、收录民歌曲谱及研究其音乐已经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推进壮族民歌教育、传承工作。针对这一现状，1984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文化厅联合创办了广西少数民族歌手班，在这条道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第一，广西少数民族歌手班突破了民歌千百年来的主要传承方式――家庭式的个体传承和社会式的群体传承，而将其与现代的传承方式相结合，立足于探索民族音乐与现代的交融，成为中国民歌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和专业化的民歌教育、传承班。 第二，它遵循民族音乐艺术教育的发展规律，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招生及教学方法均有别于同类专业的艺术院校，而以保留民歌唱法的风格特点与科学教学法相结合为原则，自定教学大纲、自设课程、自编教材，形成教学、实践、科研为一体的艺术基地。 第三，歌手班担任地区主要接待、演出任务的同时，还多次参加省级以上声乐比赛并获优异成绩，赴港澳及海外访问演出也一致受到国内外音乐界的高度赞誉。无论是民歌改编、创作工作还是教学实践，所取得的突出成就都属首创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