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巧言令色=整个社会仁义不在.docVIP

媒体巧言令色=整个社会仁义不在余秋雨曾经说过，我们缺少实证精神，对许多道听途说不予核实就信以为真，并大肆传播，结果是以讹传讹。对这一观点我一直不太认同。比起其他国家的民众来，我们真的那么不堪？不一定吧！何况有实证精神也未必就能避免“以讹传讹”。 影片《搜索》即是对此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搜索》的情节很简单：白领丽人叶蓝秋因被诊断出患有恶性肿瘤，在公共汽车上闹“抑郁症”、“自闭症”，对售票员叫她给一位老大爷让座的要求充耳不闻，惹得售票员与其他乘客义愤填膺，对其吆五喝六，叶蓝秋以“混不吝”的态度回应。这事儿正好被电视台实习记者杨佳琪抓拍下来。 杨佳琪把抓拍到的内容交给了自己的上司兼表嫂陈若兮。陈若兮当即将其作为热点新闻播出，其后又将视频传到网上。网友对叶蓝秋的行径深恶痛绝，发起了暴雨般地拍砖、吐槽运动，并以“上下求索”的精神加“掘地三尺”的劲头对其进行人肉搜索，结果发现她是某上市集团老板沈流舒的一秘兼小三。立时，市井新闻成了桃色新闻，众怒串秧成了道德性亢奋，叶蓝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最终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一桩典型的以讹传讹、实施“舆论暴力”、用吐沫腥子杀人的事件，可它与缺少实证精神并无干系。网络搜索，或者叫人肉搜索，不正是求证事实的行为吗？可越求证越远离事实。造成这种背离状况的是以唐小华为代表的小人吗？抑或如众人所说的以陈若兮为载体的“媒体暴力”？我认为不是—从根儿上说不是，而是我们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固有心态：道德优越感。 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有些道德优越感，这是自我认同的结果，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应该把它用于坚守原则或价值观，而非诋毁别人，可事实恰恰相反。为何？因为我们把道德优越感嫁接在了相对主义价值观上。 相对主义价值观是西方人给东方人“扣的帽子”。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喜欢攀比。西方人是你有了A，我就要有B，我要显示我的独特性；东方人则不同，你有了A，我也要有A。所以东方人更容易起哄、随大流儿，要不怎么左一运动右一个运动，抬轿子的比坐轿子的忙活儿得多。二是双重标准下的“脸大”，缺德的人也不觉得自己用吐沫腥子指点江山有啥不妥，因为价值标准是相对的，是可以随意改变的：用老话讲叫“五十步笑一百步”。所以我们的吐沫腥子的供给总是过剩的—从这个角度讲，余秋雨的观点是正确的。 应该说，电影《搜索》在对民族心理的探微稽隐上并不给力，甚至可以说是“没上道儿”。这也难怪，陈凯歌本身就有很强的道德优越感，怎么会深究其弊？他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在了对所谓“媒体暴力”的揭示上（有人说他是挟怨报复。我觉得我们只评观点就好，不必过问形成它的心理机制），另外就是对“媒体暴力”的宿主“媒体阴暗心理”的指摘。一个特别典型的情节是，在杨佳琪把叶蓝秋向全国人民“谢罪”的视频交给陈若兮后，陈若兮竟以不能扫观众与网友的兴为由匿而不发。 “唯恐天下不乱”！心理阴暗确实是一些媒体的职业病。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隐喻。正如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中所说，传媒即思维，媒体心理阴暗是我们这个时代思维阴暗的折射。进一步讲，媒体可以被视为代表某个或某些社会阶层的社会人。“巧言令色者鲜矣仁”。媒体的巧言色令反映出整个社会仁义不在。 这是《搜索》想表达的吗？我以为极有可能。陈凯歌喜欢国学国粹，想来是信奉“孔子见金人，三缄其口，言多必失”之类的古训的。叶蓝秋的不解释与沈流舒的冷暴力不只是在玩“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把戏，也是在告诫我们“多说无益”。 总的来说，《搜索》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片子，它把我们引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东：反省。不过，该片的结尾可谓是糟糕透顶。不知是迫于来自哪些方面的压力，还是执迷于“人性本善”观念的原故，在影片的结尾，陈凯歌让所有肇事者都受到了惩罚且“良心发现”。这大大削弱了片子的现实批判性。这也是陈凯歌近几年的片子共有的硬伤。他总想让自己的片子具有“扬善惩恶”、发现生活真理、成为价值导向的作用，因而总是停留在对道德感化的眷恋上，而忘记了对道德本身及承载它的生活进行反省，才是文学艺术家的根本使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