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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制度法律思索.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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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制度法律思索

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制度法律思索[摘要] 医疗法规的出台是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医疗法规的实践还面临着多方面的冲突。本文从患者的生命健康权角度出发,分析了患者行使权利的困境及现行部分医疗法律制度的缺陷,对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制度进行了法律思考。 [关键词] 生命健康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特殊干涉权;强制救治权 [中图分类号] R19[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7210(2010)03(c)-113-02 2007年11月发生在北京的“李丽云死亡案”入选为2007年度十大宪法事件,该案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2009年7月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但目前仍没有得出司法答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媒体报道热潮的退去,该案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该案所暴露出的医疗法规问题仍然困惑着医务工作者,值得广大医务人员去思考、探索。本文从生命健康权的角度出发,就现行的医疗法律制度作出评析,对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的相关制度提出建议。 1 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及影响因素 1.1 患者的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虽然我国在1982年制订的《宪法》中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全国人大在2004年公布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规定可视为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宪法保障。另外,《民法通则》第98条也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和道德,都以保护和尊重生命为第一。 1.2 威胁患者生命健康的因素 为保障患者利益,防止医方滥用权利,法律赋予患者权利,但由于我国相应法规滞后,这些条款主要偏重于规范医方行为,强调和充实患者话语权,忽略了患者是否有能力正确行使权利以及患者家属的意志是否是正确代表了患者的意志,使患者的生命健康仍受到严重威胁,对患者来说更具有社会危害性。 1.2.1 患者及家属的自决能力不足。法律赋予患者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知情权,一是自决权。实践中,由于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尽管医生已经认真履行了告知义务,使患方明白治疗方案及其风险性,但由于患者及家属没有对等的医疗知识,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理性的选择,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得不到保障。 1.2.2患者权利意识缺乏。患者权利法则在国外比较常见,但在中国还不乐观。长久以来,由于不同的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也形成了一套男主女从的价值判断体系。虽然现代提倡男女平等,但有一些农村妇女,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女性患者,这类患者的权利意识极低,当医生询问意见时,尽管患者有自己的治疗取向,但却往往把决定的权利交给丈夫、儿子或宗族内其他男性,由他人主宰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1.2.3代理人不作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指出: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也就是说,当患者无能力(如昏迷、精神障碍、未成年等)作出决定时,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由家属或关系人代理行使。但患者的家属及关系人可以受利益、感情、文化水平、人格等多种因素制约,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于治疗措施选择的态度,进而决定着患者的生与死[1]。如果代理人失去理智或动机不良,自主选择损害患者利益的决定,那么患者的生命健康将受到严重威胁。 2 现行医疗法律制度的缺陷 2.1 伦理与法律的冲突 《执业医师法》以及卫生部的医德规范都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要想方设法为患者解除病痛、挽救生命。临床实践中,常常遇到伦理与法治冲突的案例,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陷入守法与救死扶伤的两难处境。如大出血患者,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止血,否则危及生命,如果患者或家属明确表示不同意手术,那么医生将不敢为了救人而强行手术,因为此种情形下,即使医方的治疗行为没有过错,治疗结果令人满意,也是不合法的;如果由此引起医疗纠纷,根据后果医方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2]。 2.2 法律与法规的冲突 《执业医师法》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院只有在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的情况下,才必须要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医生有权利采取合理的方案抢救患者”;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指出,手术必须征得患者或其家属或者关系人的签字同意才能执行。如果医生在抢救患者时,必须行手术治疗,但是患者或家属不同意,医生履行职责应该以哪个法条为依据? 2.3 举证责任倒置有悖于制订法律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医疗侵权诉讼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的提出,要求医方在应诉时,要证明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以及针对患者的要求作出医方诊疗护理行为与患者损害结果之间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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