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三节：中唐文学.pptVIP

第三节：中唐文学运动 一、中唐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前驱者，在初唐有陈子昂，在盛唐至中唐有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他们的主张大抵相近，主要是强调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推崇经史及先秦两汉散文，反对骈体文。 作为骈文，有几个重要的特征：一是辞句的排偶，二是辞藻的敷设，三是典故的运用，四是声律的讲求。 中唐古文运动的文学主张，集中表现在韩愈、柳宗元的论述中。 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以明道 韩愈称：“修其辞以明其道。” 柳宗元称：“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两人都主张“文以明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韩愈说：“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上宰相书》）“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柳宗元也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儒道，其思想内涵实际上往往又突破了儒道，显示出新的思想价值。 （一）“不平则鸣”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犹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二）“辅时及物” 柳宗元在《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中说：“意欲施之于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这里所谓“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及物”，就是要切合实际，言之有物；二是“辅时”，就是适应时代，利于人，备于事，发挥现实作用。 二、文必师古 韩愈、柳宗元学习古人，师其意而不师其辞，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 韩愈说：“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柳宗元师古，主张广泛继承，博取广纳。 在思想内容方面，他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在文学艺术方面，他说：“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騒》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由于广泛继承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他的散文创作才能够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无论记事写景，辨伪论战，形象寓言，都创作出散文的精品。 三、文如其人 儒家论文，历来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韩愈对此是毫不怀疑的，在他的理论中也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 他说：“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他将道德看作是内在的，而文学则是外在的，有其内必有其外。所以，道德修养在韩愈看来是最最重要的。他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这也是他针对六朝普遍不重视道德修养的批评。 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 这里，所谓“气”，是指作者的精神状态而言，所谓“气盛”，是指作者的精神状态接近于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至大至刚”的境界，它是作者道德修养的结果。韩愈认为，作者的道德达到“气盛”，发为文章就大小咸宜，无施不可了。 古文运动的理论具有深刻的局限性，明道充满了道学的意味，创新又走入怪奇的歧途，古文运动走向衰落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古文运动最终步入衰落。韩愈的两个弟子——李翱和皇甫湜， 前者发展了韩愈重视道德的倾向，把儒家的经典比之为“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月，包乎若田地”，把文学看作是宣扬儒家道统的工具，开启了文以载道的道学家文学思想。 后者发展了韩愈在语言上崇险矜奇的文风，他说“文者无他，言之华者也”，他刻意求怪，称“当以出拔为意”，散文创作中新的形式主义的抬头。 二、新乐府运动 汉末文人学习乐府民歌，写作乐府诗。如曹操以乐府旧题创作，有《短歌行》《苦寒行》《薤露行》等，这是旧乐府；而唐代杜甫、元结等人，用新题写时事，谓之新乐府，如三吏、三别。中唐新乐府运动，正是在杜甫乐府诗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可以看作是新乐府运动的理论总结。 一、关于诗歌的目的 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明确结论。他在《新乐府序》中也说到：“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可见，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实质，完全是政治功利主义的。 二、关于诗歌的特征 白居易虽然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但是他并不抹杀诗歌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