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灾区重建基石.docVIP

社会资本:灾区重建基石2008年5月12日，我正在成都参加中英项目西南四省区寄宿制中学的工作会议。地震发生时，我们正在二层会议室热烈讨论。很短的时间内，集体的思维迅速地流动：风的吹动？房屋修建？再清楚地锁定是地震。我看到屋里的花盆猛烈地摇动，刚倒好的咖啡洒了满桌子。 我倒是出奇地冷静，收拾电脑，和大家一起快速往外疏散。跑到屋外的停车场时，看到大地在移动，汽车上下颠簸，这时，我的脚开始发软，心也开始不踏实。 之后的25小时，我们和成都人民一起经历地震。从最初的激动紧张，到平静达观，再到焦虑恐慌。那个夜晚和白天，我们和数万成都市民一起露宿街头，后半夜开始下雨，且越下越大。 我们试图用继续工作来缓解紧张。但宾馆不断发出命令让我们离开房屋，我们的会议不断被中断。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几个人撑一把伞，站在越来越大的雨中。简单的食物也很难再有保证。在一天一夜无睡少吃后，参会人员很难再将精力拉回研究本身。再坚持在成都，我们将给四川的同志带来更大的困扰。经国家项目办、英国剑桥教育咨询公司的批准，在地震后的第25个小时，我们决定中断这次会议，取道重庆，返回各地。 从做出会议中止的决定开始，解脱和恐慌同时袭来，还有前所未有的疲倦。我感到地壳是软的，不知是地在摇，还是脚在颤，或者是心在动（在此次地震后的24小时里，据说有近三千次余震）。在离开成都的车上，我真正睡着了。事实证明，离开成都、取道重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每一个参会者都平安顺利地回到了家。 地震的噩梦似乎留在了身后。 这次地震的重灾区绵阳是我的老家，留在家乡的亲人并无人员受伤，房屋有轻微受损，但并无大碍。北川、汶川、平武、都江堰等重灾区，在过去的工作中，我都去过数次。那个区域，一边是高耸的群山，一边是奔腾的岷江，中间是崎岖的道路，夏天常有泥石流发生，艰苦的地理环境与奇美的自然风光相映。在所涉及的地带，有原始森林，有丰沛的水资源，有草甸，有金矿，有羌、藏、回等民族兄弟，还有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工厂，有一些秘密的军事基地、科研基地……我过去的同事们，也都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时发来短信，告知灾情。 四川在哭泣，哭泣的却不仅是四川。如果人类更能节制自己的行为，不过度砍伐森林，不过度开发水资源，不在长江上游修建那么多水库，也许会有所缓解？四川应检讨将自己定位为能源丰富型省份这一发展战略。不学习倾听地球的声音，所付出的代价是数万人葬身山体之下；希望真正能尊重自然的声音并修正自己的行为，不再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这次地震中，自然倒塌的房屋中，中小学的校舍质量问题被凸显出来。我正在从事寄宿制中学改进研究，希望未来能将这一点充分落实其中。对于家乡，这是我现在所能做的最切实的事情。 天佑四川，天佑人类，天佑地球。 这是5月15日清晨，回到北京后，我用电子邮件告诸师友的平安信。 直至今日，我都不能释怀：我有最便利的地理位置，却选择了迅速地“离开”而不是更进一步地“进入”。当我站在大雨中，为自己和同伴鼓劲时，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正自发地赶往都江堰；我在撤离的汽车上昏昏沉睡时，塌陷房屋下的很多孩子还在期待与坚持；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清晨，企业家陈光标组织了一支120人、60辆工程车的救灾队伍，千里大救援，已经从江苏抵达了都江堰；而我的一些从事心理与社工专业的朋友，也在灾区开放的第一时间，迅速前往，用专业知识与专业精神服务社会。 我清醒地认识到，在危机情境中，我不是一个有大能的人，也不是一个有大勇的人，虽可以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仍然坚持于自己的责任与岗位，却缺乏敏感于环境的应变能力；我认识到“不添乱”就是最大的“支持”，却缺乏决然舍身、投入其中的行动能力。我只是一个会被感动且尚有忏悔意识的普通人。 此后一年，因为联合国儿基会灾区“儿童友好家园”的监测工作，我数度深入灾区，但有一道坎，我一直没能迈过：我尽量回避与丧亲者有深入的话题。“与哀哭的人同哭”，我可以做到“同情共理”，但“感同身受”――这一层面却因为我当时身体的撤离而大打折扣。我用认真而谨慎的工作来舒缓复杂的心理：从最初的疼痛与内疚，到爱与信心的重建。 在大灾难前，所凸显的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作为“类”的人。日常的家庭组织、亲情连带可能被残酷地击毁与切断，个人习焉不觉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以及生命规划可能被强力不容分辩地改写，在自然的震怒面前，人、人群需要以“类”的形式完成新的团结与凝聚，而这凝聚的基石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微观层次（又称为个体/外在层次）的社会资本，它是一种嵌入于个人行动者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产生于行动者的外在的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另一种是宏观层面（又称集体/内在层次）的社会资本，它在群体中表现为规范、信任和网络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