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doc

胡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胡适(1891－1962)，现代中国著名学者，中国自由主义先驱，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糜，字希疆，后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义改名胡适，字适之。于1917留美归国后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领袖之一，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民国驻美全权大使、北京大学校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等职。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他引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哲学影响广泛，泽被后世；他宽容和善的处世态度是时代典范，后世楷模。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胡适于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留学后先入康乃尔大学攻读农学，后因志趣不合转入文学院学习哲学。1915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思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也确如胡适自己所说，受这“怀疑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胡适一生的学术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来概括。 胡适的这种做学术的原则和方法，使他在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取得很大成果，他在20世纪二十年代对《红楼梦》的研究即是一例。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大胆批评了以前做红学研究的人所走的弯路：“他们不会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会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当然，胡适并不是主观臆断地批评别人，他在“大胆怀疑”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小心求证”。胡适在该文中列举了三种红学研究的“附会”派别：第一派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第二派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第三派的《红楼梦》附会家，虽然略有小小的不同，大致都主张《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成德后改名性德)。胡适在批驳这三派“附会”时，或借人之力，或以己之功，运用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无可辩驳的分析驳斥了这三派谬见，并且指出：“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在这段论述的基础上，胡适运用了大量材料，分别从“著者”和“本子”两方面推翻了前人的一些不实之论，并进而提出自己的水到渠成的结论。 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只是他诸多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方面，也只是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治学方法的诸多实践之一。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国禅宗史》、《说儒》等著作文章，以及晚年对《水经注》的研究，都一以贯之地彰显了他“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对当时学界以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余英时教授认为：“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在这40多年中，无论是誉是谤，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念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唐德刚教授更推许胡适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正规军，“是学术界十项全能的杨传广”，论汉学不让乾嘉，论西学有七整年“常春藤盟校”的正规训练，无论哲学、文学、史学，“如把当代学术著作放在桌子上排排队，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胡适之真是中西之学俱粹!”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胡适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应当得到应有的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言，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在新文化运动中，除了引进西方学理、倡导科学方法，胡适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向中国输入了自由主义思想。前文说过，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因此胡适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为阵地，宣传民主与科学。从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批判姿态和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