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基本框架及完善.docVIP

论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基本框架及完善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发达国家极力推动双边、多边贸易及投资条约的出台，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时代潮流，相继修订本国外资法，不同程度地增强了国际投资法律规范的扩大化趋势。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制定的，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此外，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专利法》、《商标法》、《海关法》、《仲裁法》等有关立法也有关于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条文及具体规定。这些法律的制定，一方面对我国合理利用外资并保护外资提供了准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健全和发展，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进一步改善了我国贸易与投资的国际法律环境，从而促进了国内相关经济法规的改革。与此同时，应看到我国外资法还有不容忽视的缺陷，还需要加以完善，强化外资的合理作用。 一、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极限不明，导致法出多门，名称各异，并在事实造成地区差异 在我国，就外资立法而言，不同的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法律关系可能会做出迥异的规定，不仅内容重复，而且形式混乱、名称各异，这是由于外资立法权限模糊导致的。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权规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也有权规定。正是由于外资立法权限分散，因此地区差异问题时有发生，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同一。例如：对设立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按不同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一方面，从外观上这符合我国总体经济战略的要求，但同时这种差异从深层次上降低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全局效能，并导致投资失衡。 (二)立法内容抽象、落后，严重缺乏科学性、协调性 1．在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中，法律条文过于抽象含糊。例如：三部外商投资基本法中，均存在“一般应”、“必要时”、“原则上”、“特殊情况下”等含义不清的表述，结果常导致不同主体对其理解不一，不同有权机关解释不一，从而导致同一行为缺乏同一对待。 2．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某些规定已落后我国经济发展，缺乏现实意义。例如：外商投资期限过长等等。 3．由于中央、地方多层次立法缺乏必要沟通，导致中央立法地方修正，结果是立法冲突、司法矛盾大量出现，严重破坏法制的协调统一。 (三)“双轨制”立法方式太过绝对化，立法技术合理化程度低 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立法方式与计划经济相伴而生，建立在主体实际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立法方式显然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同时，按企业形式分别立法导致外商投资企业立法重复、矛盾严重，给法律的权威性及统一实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四)我国在外资待遇标准上实行的是优惠多同时限制也多的差别待遇标准 由于我国现行外商投资立法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以我国至今未对外国投资者正式实行国民待遇。在许多方面，外国投资企业所获待遇与国内企业差别很大。要么“超国民待遇”，要么“次国民待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待遇标准既不利于吸引外资，也不符合与国际惯例衔接的需要。 二、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立法完善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显突出。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法制现代化已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规范如何与中国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律体系相结合的问题，这就为完善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笔者认为只有针对我国现行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合理分析，才能提出可行方案。 (一)规范立法权限，提高立法层次 应当由《立法法》重新做出规定，有中央统一行使外资立法权，做到内容完备、形式合理、名称清晰，以确保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一方面，国家收回地方的外资立法权；另一方面，有关具体引进和管理外资的行政法规的制定权，收归国家对外经贸主管部门单独行使或会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一起行使。 (二)增强法律条文的具体明确程度，坚持及时立法、科学立法，促进法律之间的协调性、系统性 1．依“公平、合理、有效”为标准，将大量的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具体化，如：将“一般应”、“必要时”、“原则上”、“特殊情况下”等模糊表述尽量明晰为“应当”、“可以”的明确规定。即使现行情况确须留有余地，也应该将解释标准统一化、具体化，尽量避免因理解不一、解释不一而导致的争论不休，乃至中方因此而频频让步。 2．针对外资立法的短期性、片面性，缺乏全面规划，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应加强预测工作。关注我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