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及《教育杂志》创办.docVIP

陆费逵及《教育杂志》创办创刊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是一份中国近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专业教育刊物。它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曲折发展的忠实记录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对于到底谁是《教育杂志》的具体创办人这个问题，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早期出版社办期刊有两种形式：一种由出版社负责编辑印刷发行等全部流程并负全部责任；另一种由他人（或机构）负责编辑，出版社负责印刷发行但不负文责。凡由出版社负全责的期刊都可以笼统地说是某出版社创办的。这种说法至多只表明这份刊物是属于出版社的，对于了解这份刊物的具体情况并无多大帮助。而探明刊物的真正创办人对深入研究期刊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关于《教育杂志》创办人的不同观点 关于《教育杂志》的具体创办人，主要集中在商务的两位领导人夏瑞芳和张元济以及《教育杂志》的首任主编陆费逵身上，大致有如下一些不同的意见：由夏瑞芳创办①；由张元济创办②；由陆费逵创办③。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三种不同的说法？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呢？要回答这些问题确实有一定难度。这些说法也都有一定道理。 夏瑞芳是商务印务馆的主要创办者。他出身贫寒，早年在上海的《捷报》做排版工人，因不满受西人歧视，遂与鲍咸恩兄弟以及高凤池相约创立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初期资本仅有3750元。由于经营有方，最终发展成为我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也是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夏瑞芳既为商务的创办人，又是商务的总经理。将商务拓展出的业务包括各种杂志的创办说成是夏瑞芳所为，这肯定没有什么错，但恐怕并不确切。夏虽为总经理，但商务在张元济加入后即正式设立三所：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分治出版、印刷和发行事务。商务虽有经理总责，但三所所长分别由张元济、鲍咸昌和夏瑞芳担任，且意见经常不一致。[1]而商务所办期刊又归编译所管理。所以说《教育杂志》是在夏的领导下创办的可能更准确。 张元济虽不是商务的最初创办人，但却是对商务的发展功勋最卓著的一个。正如有学者指出，“商务能够走上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吸纳了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张元济及王云五是其中的关键人物。”[2]张元济原本翰林出身，曾任职刑部贵州主事兼总理衙门章京，因戊戌变法牵连而被革职，受到永不叙用的惩罚。后获李鸿章的推荐，到上海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期间认识了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1901年，张元济获邀入股商务，成为股东之一。翌年，商务成立编译所，并请蔡元培出任所长。但蔡因《苏报》案未能到职，张元济决定辞去南洋公学职务，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当时他与夏就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而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主体业务自1903年始，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 张元济一向重视办杂志。早在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时候，他就和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外交报》（1901－1910）。这是一份主张“文明排外”（强调：发奋自强；了解外国，知己知彼，从中找到维护本国权益的办法。）的国际性知识杂志，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张元济作为一个具有创办刊物经历的人在到了商务后继续创办几种期刊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若说商务的所有期刊都是张所创办的，恐不符合事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没有夏、张的积极支持，商务不可能创办那么多杂志的，包括《教育杂志》。他们在杂志创刊方面的贡献恐怕主要不在亲自做了什么，而是在于积极听取并采纳人们的意见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陆费逵与《教育杂志》的创办 最合乎情理又为实践所证实的说法是第三种，即陆费逵是《教育杂志》的具体创办人。这可从下面几点来看。 1．陆费逵是个出版奇才，且具有丰富的教育及办刊经验 陆费逵（1886―1941），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始人。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笔名有飞、冥飞、白等。原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陆费逵早年入江西南昌熊氏英文学塾附属日文专修科学习。1902年与人合办正蒙学堂，自任堂长兼教员。1903年转至湖北武昌，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负责起草《日知会章程》，当选为该会评议员。1904年与友人集资开设新学界书店，发售革命书刊。1905年应聘主编《楚报》，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嗣因忤逆湖广总督张之洞，遂逃往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员。1906年冬，入上海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办事，并兼编辑员和文明小学堂堂长；同年发起创办上海书业商会，负责起草章程，主编《图书月报》，兼书业商会补习所主任。1907年春，在《南方报》发表文章，批评清廷学部图书局颁行的教材。文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相邻。商务国文部部长高梦旦经常出席书业商会，遂与陆费逵相识，认为他是个出版业奇才。建议商务应该将此人聘来。对此，蒋维乔有记载： 约在民元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