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精神健康政策联席精神病患者家属抑郁指数调查报告调查.docVIP

推動精神健康政策聯席 精神病患者家屬抑鬱指數調查報告 （一）調查背景 跟據衛生署的調查推算，患有不同精神病患的人數可能超過二十萬人精神病患者的人數不斷上升，求診精神科專科門診的人次2001年的504,118人次，升幅成而首次求診的人數亦持續偏高，由2001年至今每年約有二萬人，而於2004年更高達25,230人。CES-D），量度受訪者的抑鬱症程度。「抑鬱症指數量表」由二十條問題組成，以查詢受訪者於過去一星期對各問題提問的感受或表現。每條問題均有五個回應，包括「從未出現」、「很少出現」、「間中出現」、「間歇出現」、及「經常出現」。經計算後，「抑鬱症指數量表」的指數由0至60分不等，指數愈高，表示抑鬱症徵狀的數目及出現頻率愈多。抑鬱指數分以下四類別： 0-9分　 －　沒有抑鬱 10-15分　 －　輕微抑鬱 16-24分　 －　中度抑鬱 25分或以上 －　嚴重抑鬱 是次調查目的旨在於反映受訪者的抑鬱程度，並嘗試探索抑鬱與其他因素，如性別、exploratory study），所以並沒有採用隨機抽樣方法進行調查。由於聯席的資源關係，是次調查只能採用便利抽樣方法（convenience sampling）進行，透過成員團體接觸到的家屬，收集他們填寫的「抑鬱症指數量表」。聯席於2007年6月至9月期間，成功訪問113名精神病患者家屬。同時「聯席」特別羅列衛生署於2005年發佈有關全港巿民的「抑鬱症指數量表」的調查結果，以作參考。 （三）調查結果 3.1受訪者基本資料 是次調查的受訪者主要為女性（66.4%），年齡中位數為50歲，而他們的親人患上精神病的年期中位數為10年，多數患有精神分裂症（45.1%），接近三成（29.4%）患有抑鬱症。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與患病親人同住（57.9%）及獨力照顧患病親人（54.2%）。 　　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正擔任全職或兼職工作，其餘均未有就業。調查顯示有約半成（5.6%）受訪者因照顧精神病患家人而未能工作。家屬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工作薪金（62.9%），領取綜援的佔一成多（15.2%），其餘靠積蓄維生（21.9%）。 3.2整體抑鬱情況 是次調查發現113名受訪者中，接近七成受不同程度的抑鬱困擾，更有超過三成達嚴重抑鬱程度。整體受訪者抑鬱指數的中位數為17.0，達「中度抑鬱」程度，較衛生署調查顯示的全港抑鬱指數（11.0）為高。結果反映精神病患者家屬的抑鬱程度較一般巿民為高。 3.3影響家屬抑鬱指數的因素 a) 是否同住 調查結果分析顯示，與精神病患者同住的家屬較不同住的家屬的抑鬱指數於統計學上有明顯差異。同住的家屬的抑鬱程度較高，達致中度抑鬱，但不同住的，只達輕微抑鬱。 　　與精神病患者同住的家屬，可能經常看見患病親人病情，擔心親人康復進展；或經常與患病親人溝通，若溝通不理想或不懂如何與親人溝通，會令家人感到不愉快，以致他們的抑鬱程度較高。 b) 是否獨自照顧 調查結果分析顯示，雖然只得一人照顧精神病患者的家屬與有兩人或以上照顧患者的家屬的抑鬱程度都屬中度抑鬱，但獨自照顧精神病患者的抑鬱指數較有多人共同照顧患者的家屬的抑鬱指數明顯較高。 　　獨自照顧精神病患者的家屬需要獨自一人面對照顧患者的所有壓力，亦沒有其他家屬分擔或協助，自然令獨自照顧患者的家屬的抑鬱指數較高。 c) 經濟來源 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家屬不同的經濟（工作薪金、儲蓄、綜援）來源與其抑鬱指數有明顯差異。有工作的家屬及依靠積蓄的家屬，他們的抑鬱程度達中度抑鬱，而有工作的家屬，他們的抑鬱指數明顯較依靠積蓄的家屬的為低。而依靠綜援的家屬，他們的抑鬱指數卻是三組別中最高的，其抑鬱程度更達致嚴重抑鬱的地步。 　　有工作的家屬可能並非主要照顧者，所以不需要經常面對患病親人，令他們的抑鬱指數未致於過高。同時家屬從事工作，所獲薪金較綜援為高，令他們在經濟上較優裕。換言之，依靠綜援的家屬，因他們的經濟較困難，再加上沒有工作令他們長期面對患病家屬，令其抑鬱指數遠高於其餘兩類經濟來源組別。事實上，依靠綜援的家屬，他們的抑鬱指數在眾多分類因素中是最高的。特別是現時部份病人若需要自費購買較好的藥物服用，如這依靠綜援的家屬付費購買較好的藥物，會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但如果他們不付費購買，患病親人的病情則未能得到更好的治療，兩者都增加家屬的壓力。 d) 入息組別 受訪者的入息分佈平均，四組入息組別（1萬元以下，1萬至少於2萬，2萬或以上，及不願作答）各佔兩成至三成，其中以1萬元以下的入息組別較多。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家屬來自1萬元以下的入息組別，他們的抑鬱指數明顯較其他入息組別為高，達嚴重抑鬱程度。這結果與上述「經濟來源」相應，同時亦與衛生署調查結果相應，入息愈低的組別，其抑鬱程度愈高，顯示家庭經濟情況與家屬的抑鬱程度有明顯關係。 （四）總結及建議 是次調查顯示，精神病患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