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合花》人性美、人情美的艺术特色.doc

论《百合花》人性美、人情美的艺术特色 提要：《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可以说是短篇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将永远绽放在当代文坛之上。作者从写人性与人情入手肯定与赞颂个体生命的价值，将战争的人、人情、人性高度统一，凸现出《百合花》的文学价值和独特魅力。本文从人性美的内涵、具体表现进行探讨，继而从体察作家身份、成长经历、写作背景的角度分析《百合花》中精神要义形成的诸多因索来研究作品所要阐释的真正意义 关键字：百合花； 奇葩 ；人性美；人情美 茹志鹃是５０年代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她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作于１９５８年初春，当时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战争硝烟之中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于是，这象征着纯洁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心中灿然开放，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沁人的清香。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由此它在问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茹志鹃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在笔者看来，这朵“清新俊逸”的百合花，因其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光辉，也将永远绽放在当代文坛之上。 一、《百合花》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特点——人性美、人情美 20世纪50年代，战争题材的作品风靡一时。这一类作品大多是写宏大的场面、战争的残酷，社会教育意义极大，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当作“英雄人物”来写。在她的眼里，英雄与平常的人应该是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在战斗时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也会脸红，也会带有女孩儿的忸怩姿态，他们所谈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通讯员也可以说是一位英雄。由于作家避开了战斗场面，她就不用去写他的英雄行为，而只是写他平常的一面。如果把小通讯员当作“英雄”来写，那就得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勇猛的一面，而且，按当时审美习惯，作家是不可以让新媳妇随便笑话“英雄”的，虽然“英雄”可能有暂时的失败（如借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却会有损于“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的可贵之处。 （一）历史与人性的契合点 在当时，执着于人性的作家大都落入傍徨、尴尬的境地，人性当时被人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地。而茹志娟的《百合花》自受矛盾点评发表以来，时至今日仍然以其独特的视角、诗意般的语言和清丽柔美的风格，让读者感受其中的人性美、人情美，受到人们的推崇。是的，作家在关注时代、民族发展的同时，必须关注和思考整个人类自身的问题，尤其是人性。文学总脱离不了时代，着时代之色彩，反映时代，服务于时代的作品，可以说是典型作品，比如茅盾的一些大作。毫无疑问关注时代的作品在当时可以风行一时，而在彼一时代却不一定广泛流传。但是关注人性、人生的作品虽然不和时代的节拍，甚至遭到批判、扼杀，却能永恒的流传，到一定的时期人们会给予公正的评价，沈从文的作品就是这样。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找到历史与人性的最佳试点，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充分表达人类的内心，写出凝重的东西。 （二） 淡化政治色彩，有清新俊逸美 《百合花》 这篇小说，“ 截取人民解放战争生活中的一个片断，通过一次战斗中前沿包扎所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小中见大 ，意味隽永地抒发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赞美了普通人物的高尚品质，表达了人民对革命英雄的崇敬与热爱。 ”[1] …2 O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文学作品多为歌颂英雄主义作， 多是政治观念的阐释， 尽管《 百合花》 也涉及了这样一个较为鲜明的政治性主题， 在本质上也属于这类歌颂文学的范畴， 但它又与其他歌颂文学作品有所不同。作者避开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口号的叫喊，在行文时有意淡化了政治色彩以及直观的战争场面的描绘，让文章自然地显露出清新、俊逸之美。 不让文章成为政治理性的说教工具，是作者的另一匠心。对可能涉及到的政治理性的东西，作者常常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例如小说写到小通迅员因碰了钉子而不肯再去新媳妇家借被子，“ 我” 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这种讲述政治道理的内容， 茹志鹃只用一句话概括：“ 我走近他，低声的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 ” 但到底如何影响，有何后果，作者却不再多言，再如小说两次写到“ 我” 做新媳妇的思想工作，一 次是“ 我” 向新媳妇借被子，文章写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只好 硬了头皮 ，讪讪的向她开 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 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 ，这同前面一处相同，思想工作的内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