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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文化四维结构分析 　中国社会结构及价值链条的还原嵌入模式，不仅抑制了政治统治的极端势态，也决定了中国的秩序构成和法规则构成的独特样态：四维法则的同构。它们分别是天道自然法则、社群伦理法则、政治统治法则、乡村自治法则。 比较而言，前两种法则更具有西方人所言自然法、永恒法、理性法的表征，而后两种法则约略亦可称为实在法和习惯法。问题是，在中国法则现象中，几乎不可能将这四种法则区分为截然不同的类型或效域，更多的时候，它们是一种无法分清彼此的同构关系。第一种天道自然法则作为最高母位法则形态，贯通于下位三个法则现象中，几乎每个法则形态中都有它的身影。第二种社群伦理法则，有一部分可视为独立的自在状态，其他部分则如第一种天道自然法则一样，亦对下位的两类法则行贯通支配之功能。可勉强区分者，唯最下位的两种法则。 一　政治统治法则 政治统治法则规置的领域包括：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权威的结构、统治方式、行政权力的传递方式、国计民生的安排、社会伦理的规置、犯罪的构成与惩罚、公共及政治秩序的教化归化、对外交往的原则与方式等等，其中，政治统治的合法与有效及公共秩序的保障可视为这类法则的核心。全部政治统治法则的价值追求，乃政治中心主义和皇权宗统安全。 毕业论文 中国式单向单一政治征服的成功，无疑是这一价值趋向形成的根本因由。一个家族的得势，必致其政治负担的重载或统治安全的艰难，由此，法律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工具化亦是无可选择的必然。其发端在夏启的家天下彻底改变了黄帝以来的天下人之天下的政治格局，使政治统治权私家化而成为专有、专断之物。 故事已成，但不作合理解释，就难以证成历史逻辑，也难以稳固天下之政治统治。这种历史化和政治合法性的证明需求，自夏商以来，始终未得到切实的系统解决。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姬旦的贡献，正中历史下怀，因而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体系建构者。 周公政治体系的学理证成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为周人为什么可以革命；一为周人的统治何以有效与合法。这两种证成所共同的逻辑和资源为道德”伦理。即因为道德的需要及周人最为道德，所以便有文武革命；同理，周人也只有充分地实行道德化的统治，才可确保长治久安。这样，周公以他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现象的深刻体认，集成性地完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甚或中国文化体系的建构：政治关系被成功地还原嵌入了社群伦理关系之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有效性不来自自身，而来自母位的社群伦理关系。 在周公的体系化论证中，道德是历史和天下的内质，政权形式为天下或为家私并不具有绝对意义，有德者得居天下是政治合理性、合法性的根底。是为大前提。 大前提下，若天下始终为有德者居之，则天下不会有革命；若无德者居天下会使天下无德，天下有德者得起而反抗之。通常情形下，无德者会以暴力的方式强占大位，这决定了有德者若冀取而代之，一定也要用暴力去消灭暴政，于是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去颠覆暴力的统治”“就成了实现道德天下的唯一方式。[1] 这里，有一个问题其实是隐藏着的，即，无德者居天下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于天下人之天下的局面下，只可能发生在家天下的情景中。以此，进一步的推论是，家天下所导致的权力私家化及监督失衡，必然不可免除无德者占大位的可能性，夏桀、商纣即其例证。于是，在不可能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无德者占大位的情形下，暴力革命便是无可选择的唯一。 这样，革命这一小前提亦获得论证。基于大前提的绝对性和小前提的补救性，最终的结论不言而喻：周人的革命”“文武革命”“便是合乎道德需求和天下需求的正义行动。 至此，周公完成了他全部理论的前半节”“周人为什么可以革命。这个论证应当说是自圆其说的，然而它有一个出乎创制者意料之外的后果：因为不可能保证无德者不出现，所以历史必将坠入革命的循环。这意味着，周公试图用道德来建构历史、政治，以求历史、政治的伦理道德化，为周人革命提供合理性解说，却在不经意之中厘定了中国政治的历史更替逻辑。 周公既已肯定有德者居天下的大命题，那么，后续的所有建构均应是此命题的分化。周公体系的后半节，主要是这一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正因为此，我们讨论中国法文化体系必得从他开始。周公之制度，大略可分别为三层结构：德政、礼制、刑政，其中以礼制为主，故总名为礼法。[2] 礼之为制，约略相当于西人所谓作为、不作为之条设，但显然意义更为深广，价值更加道德化。礼，起源于狩猎时代末期的食物分配法则，①本义应为礼让、礼节、礼貌。故其源头属自然性的血亲伦理范畴。后世礼义中渗入了祖宗崇拜或神灵崇拜的规范意义，但本义并未失落。周公主政西周后，他借礼成制，剔除了其中的神灵崇拜或神秘主义的成分，一改而为世俗政治、伦理、宗亲、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祖先崇拜诸领域的公有规则，是为西周法现象或法规范之总称。 《周礼》由两部书合成：《仪礼》《周官》。前者多规范仪式性事件、行为，或说更多用来规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