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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数学科学及数学教育转变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我国在各方面都面临着急剧的变革，我国数学、数学教育的近代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近代数学科学变化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借鉴。 　　前言 　　笔者在前一篇论文中，曾说到我国近代洋务学堂和近代学校兴起后，数学、数学教育与数学教科书的变革将另撰文发表。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处于“中西文化冲突而又融合的成长道路，异彩纷呈的内部结构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这样一种文化转型期，在教育上，也处于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阶段。而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传统的数学和数学教育，在这时也面临着彻底的变革，正如田淼所说:“清代末期，传统的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走向崩溃。西方数学作为西方军事技术及民用技术的基础得到了普遍重视，并最终进入基础教育体系且主导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方向。中国数学的西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基本完成的。西方数学在明代政权将被取代之际被引入中国，而中国数学西化的历程在清代政权接近灭亡及传统文化、政治体系遭遇毁灭性重创之时完成，这本身亦显示出其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与数学、数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但回溯到19世纪末，以便衔接。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剧变，诚如李鸿章所惊呼的，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与启蒙也因之而起。鸦片战争后，由“师夷长技”致有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从兴办军需工业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有了近代工业，必须有新式教育，而科学、技术须求之于西方，这就要培养翻译人才，同时地产生了留学外国的需要。甲午中国惨败于日本蕞尔小国，致使从1895年到1911年间，不断掀起维新反满、新政立宪、起义革命。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也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开始了超越洋务运动而进入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中心的历史时期，改良与革命交相跌宕，一切文化现象无不显示政治问题的折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中国历经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终于遭到了毁灭的命运。但在民国初年，政治失序，在此政局下，思想界一片混沌。共和制与君主制之争、孔教之争、新旧道德之争，此起彼伏，争论不休。但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也恰恰在这种冲突中逐渐发展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 　　新文化运动是由文化革命开其端的。1917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上发表，成为文学革命的开场号角，接着陈独秀在第2卷第6号《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气势如虹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从极少数人的酝酿、讨论而开始变成将吸引许多人关注并令其以不同形式投身其中的一场运动了。新文化运动由此而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清末，因新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团体的倡兴，以及公共传媒系统的建立，初步形成了近代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社会公共文化空间，是孕育新文化的温床，是传播新文化的网络，是促进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的渠道，是其相互竞争的演武场。晚清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对于推进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促进社会文化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清末，西方思想文化通过社会公共空间广泛传播，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尊君观念的逐渐被摈弃和孔子与儒学独尊地位的根本动摇。思想观念上的这一重要变化，推动了文化的平民化和社会风俗的变革。到清末，中国的先觉分子开始初步意识到个人与个性的重要，它预示着中国近代新文化将如喷薄欲出的朝日，升起于东方。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大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更加高歌猛进，在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 　　从清末到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经历了近代文化转型。从上述对这种转型的大致轨迹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转型，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突变，一种骤然的他文化取代，而是在文化内部变动逐渐积累的基础上，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并吸收其若干有益成分之后产生出新的文化。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在经历不可避免的转型之后，必定会更加焕发青春朝气。 　　新文化运动实绩的核心是文化观念的转变，这些主要观念有:平民主义、个性主义、科学的态度和开放的文化观念。平民主义强调了新文化运动对唤起民众、关注民众、依靠民众的重视。科学的态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们关注如何将自然科学那种重实证、重实验的精神和方法应用到其他学问的研究上，甚至推广到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上。正如任鸿隽所一再阐明的，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要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hellip;hellip;我们可以说，科学在人生态度的影响，是事事要求一个合理的。这用理性来发明自然的秘奥，来领导人生的行为，来规定人类的关系，是近世文化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