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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继受西方民法效果评述1 　中国近现代继受西方民法的效果评述1 　内容提要 自清末变法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迁，中国民法的形成与发展先后受到潘德克顿法学、前苏联法学和日本法学的深刻影响。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民法自1995年以来虽呈现了正确认识和全面继受潘德克顿法学的可喜局面，但由物权法的制定可知，前苏联法学对中国民法仍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立法机关和民法学界亟待革新意识与鼓足勇气。论文联盟编辑。 　关键词 中国民法 潘德克顿法学 前苏联法学 日本民法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虽然有“民法”一词，但其含义与现代民法大相径庭，中国现在所使用的民法，不论是其概念与知识体系，还是其思维背景，基本上都是由外国引进的结果。从引进或继受的进程看，最初主要是对西方法律知识体系尤其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继受，后来又发生过对前苏联法学的大规模继受。由于这样的继受，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反而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中体现不多了。因此，在思忖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建立理论基础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民法继受西方民法的过程及其效果做出认真的评述，以便分清其利弊得失。 　从对民法具有重大影响的角度看，中国民法继受西方民法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近现代民法的创立时期 　 　中国引进民法概念与民法知识体系发轫于清末变法。“司法之革新事业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自是年设修订法律馆，先后所订有民法律草案、商律草案、公司法制草案、海船法草案、破产法草案各案hellip;hellip;”。①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民法典的编纂的情况是：“宣统三年法律馆编纂成功五种法典，即大清民律草案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权，第三编物权，第四编亲属，第五编继承hellip;hellip;”。②虽然这一民律草案不是法律，但它开启了中国接受西方法律知识的大门，而且奠定了中国编制民法典的基础，后来数十年的民法典编纂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法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之初，日本法学家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为中国的法制事业不仅贡献了自己的学识，也献出了自己的学术良心：当时协助中国编制民律草案的学者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并没有建议中国采纳日本法的立法模式，而是建议采纳更为精确、更容易引进、更方便使用的德意志法学的知识系统。为什么要在法国法、日本法和德国法之间选择德国法的概念与知识系统?原因在于，当时的立法者就这些法律素材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如当时的修订法律大臣在奏疏中所言：“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学术之精进由于学说者半，由于经验者半，推之法律，亦何莫不然?以故各国法律愈后出者最为世人瞩目，意取规随，自殊剽袭，良以为学问乃世界所公，除非一国所独也”。③ 毕业论文 　因此可以说，中国自清末改革法律之时就走上了对德意志民法学说的完全继受之路，其不但继受了德意志法学的外观体系，而且继受了支持这种法典编纂模式的理论，即潘德克顿法学。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方面。与日本民法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日本民法也是由西方法律继受而来，从表面上看，其尽管也继受了德意志法系的立法模式，接受了德国法系的物权与债权的二元化结构，但是它只是继受了德国法系物权与债权的法律性质的区分，没有继受德意志法系关于这些权利发生变动的法律根据的区分；④所以，日本法没有彻底继受潘德克顿法学。对此，正如日本近现代杰出法学家我妻荣先生指出的，这是日本民法的一个遗憾。⑤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遗憾，原因在于潘德克顿法学体系更能够实现调整复杂经济生活的法治目标。中国民法立法之初，由于认真地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避免了这一遗憾。现在看来这一点特别值得指出。 　此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立法研究，中国终于在1930年前后完整地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该法典的产生，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移植的结果，而不是制定的结果。从立法体例上看，该法典与《德国民法典》完全一致，它同样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和继承五编。虽然也有过大规模的本土社会调查，但是立法的基本原理和大量素材基本上来源于国外尤其是德意志法系，诚如参与这一立法过程的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所言：“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hellip;hellip;”。⑥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1930年代民法典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巨大影响。该法典从体系上来说与《德国民法典》基本上一致，所不同者是该法典在物权编部分规定了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典权及永佃权，在亲属编部分依据男女平权的观念建立了新型婚姻家庭制度，这一点要比德国民法先进很多。但总的来说，在财产权利部分的规定上，该法典的基本素材更多地来源于德国法、瑞士法而不是本土法。这部法典最显著的优点，是它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作为德意志法学特征的“处分行为